非法捕撈紅珊瑚案件的定罪量刑問題

非法捕撈紅珊瑚案件的定罪量刑問題

在中國,紅珊瑚與珍珠、琥珀並列為三大有機寶石,在東方佛典中亦被列為七寶之一,自古即被視為富貴祥瑞之物。天然紅珊瑚是由珊瑚蟲堆積而成,生長極緩慢,不可再生,而紅珊瑚隻生長在幾個海峽(臺灣海峽、日本海峽、波羅地海峽、地中海),受到海域的限制,所以紅珊瑚極為珍貴。紅珊瑚制成的飾品,極受收藏者的喜愛,價格已突破1萬元/克。

近幾年,非法捕撈、販賣紅珊瑚的犯罪活動日益猖獗。本文對紅珊瑚的屬性及有關定罪量刑進行分析。

一、非法捕撈紅珊瑚的產業鏈

經筆者檢索發現,非法捕撈紅珊瑚的案件大多集中於福建、浙江、廣東等沿海地區(見圖1)。已經形成一條“非法發起捕撈——捕撈——運輸——銷售——收購”的黑色產業鏈(見圖2)。在廣闊的海域,對非法捕撈紅珊瑚的行為難以抓獲現行,導致產業鏈中捕撈環節的發案數量較少。但上遊組團捕撈、下遊交易紅珊瑚的案件相對較多,涉案主體包括:非法捕撈紅珊瑚的發起人、掌握捕撈技術的船老大、船員、岸上的“看水”人以及紅珊瑚收購者、消費者。

非法捕撈紅珊瑚案件的定罪量刑問題

(圖1 非法捕撈紅珊瑚案的地域分佈)

非法捕撈紅珊瑚案件的定罪量刑問題

(圖2 非法捕撈紅珊瑚的產業鏈)

(一)上遊:非法捕撈紅珊瑚的發起人

非法捕撈紅珊瑚的發起人,會在沿海地區尋找掌握捕撈技術的船老大,進而出資招募船員,讓船老大對船員進行培訓。

(二)中遊:掌握捕撈技術的船老大、船員、岸上“看水”人

船老大會向二手船銷售商收購二手船,對二手船進行改造。由船老大帶領船員,或船員在船老大的指示下出海,到達指定海域,拖網捕撈紅珊瑚。在此過程中,由岸上的“看水”人員密切留意海上警察的出警信息。

(三)下遊:紅珊瑚收購者、消費者

捕獲紅珊瑚後,紅珊瑚的發起人會將其以一定的價格出售給收購者,收購者加工後制成華美的珠寶或高級藝術品,對外出售。

因此,此類案件具有兩大特征:第一,具有地域性。紅珊瑚僅在特定海域有少量分佈,故此類案件集中發生於閩浙粵靠近海岸線的地區;第二,具有團夥協作性。案件數量雖不多,但團夥協作是實現大量捕撈紅珊瑚的基礎,因此一個案件中往往涉及多個團夥、多名被告人。

二、非法捕撈紅珊瑚的屬性問題

紅珊瑚是水生植物?還是礦物?從生物學的角度,珊瑚蟲是一種腔腸動物,它個頭很小,往往隻有幾毫米,珊瑚是由無數微小的珊瑚蟲(動物)聚集形成的。所以,紅珊瑚屬於一種水生動物。

但捕撈紅珊瑚行為,並非涉嫌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因為從法律規范上的角度看,《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和《國傢重點野⽣動物名錄》(國函(1988)144號)等規定,紅珊瑚屬於國傢⼀級保護水⽣野生動物;此外,根據《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規定,角珊瑚、紅珊瑚目所有種均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傢貿易公約》附錄內。因此,非法捕撈紅珊瑚行為涉嫌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

紅珊瑚的水產屬性與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屬性,兩者是一般屬性與特殊屬性的關系,下面的集合圖(見圖3)更能清晰反映其中的關系:

非法捕撈紅珊瑚案件的定罪量刑問題

(圖3 關系圖)

三、非法捕撈紅珊瑚案件的罪數問題

1.非法捕撈紅珊瑚後又出售的,定一罪還是數罪?

我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包含兩種犯罪對象,五種行為,屬於選擇性罪名。行為人捕撈紅珊瑚,隨即出售的行為,具有關聯性。對數行為觸犯一選擇性罪名的,究竟定一罪還是數罪呢?實踐中的操作不一。筆者認為,對於此問題並不宜一刀切。

首要考量的是,數行為針對的是同一犯罪對象還是數個犯罪對象。我們認為,非法捕撈紅珊瑚後又出售的,若其數行為針對的是同一犯罪對象,且侵犯的是同一法益,基於行為人當時的身心條件及附隨情況進行考量,我們缺乏期待行為人在非法捕撈紅珊瑚後,實施適法行為的可能性,遂對於行為人隨後出售紅珊瑚的行為不應再另行評價。同時,2018年《人民司法(刑事案例)》周冶華發表的《非法捕殺野生動物並出售的罪數認定》一文,及(2015)樓刑一初字第291號、(2016)湘06刑終73號中,法院認為非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後又非法出售的,非法出售系事後不可罰行為,不另認定為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遂在此情況下,非法捕撈紅珊瑚後又出售的,僅成立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

若數行為針對的是數個犯罪對象。數行為之間沒有一定的關聯性,則成立數罪。非法捕撈紅珊瑚,一般是多船出海。如(2015)連刑初字第339號,被告人卞某甲隨閩連漁運× × × 67號漁船出海,負責該船管理,前往釣魚島海域從事捕撈作業,並捕得紅珊瑚。同案的被告人卞某乙負責的85號漁船工作,並將85號船捕得的紅珊瑚放置在特定地點。其後,卞某甲積極幫助卞某乙聯系買傢,帶領買傢前往85號船捕撈紅珊瑚的存放地點驗貨,最後因為價格問題未能成交。對此,連江縣法院認為,被告人卞某甲在他人獵捕紅珊瑚後,參與實施幫助出售紅珊瑚,其行為構成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公訴機關對⼆被告人的指控的罪名均成立。被告人卞某甲⼀人犯⼆罪,應實行數罪並罰。可見,被告人卞某甲為卞某乙出售紅珊瑚的行為,與卞某甲捕撈紅珊瑚的行為不具有關聯性,侵犯瞭不同的法益,遂宜數罪並罰。

2.境外捕撈紅珊瑚,定一罪還是數罪?

紅珊瑚僅在地中海、夏威夷島、日本南部諸島和臺灣海峽四處的特定海域(海底死火山附近)有少量分佈。行為人出海捕撈紅珊瑚,還會涉及跨越國邊境的問題,針對這個問題各地法院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有法院認為,出境捕撈紅珊瑚,僅處非法獵捕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如被告人吳某隨謝某、劉某(已判決)等10名船員駕駛船舶出發前往日本國小笠原海域捕撈紅珊瑚,2014年11⽉22日及次日凌晨,吳某等人兩次在小笠原海域撒網作業,後被日本國海上保安廳抓獲。被告人吳某等10名船員經審查後被放行,同案人謝某因違反日本國《與外國人漁業管制法》被日本國判處有期徒刑⼀年六個月緩刑五年執行,並處罰金四百萬日元。法院認為,被告人吳某違反國傢有關野生動物保護管理規定,出海獵捕國傢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紅珊瑚,侵害國傢對野生動物資源的管理制度,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獵捕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

有法院認為,出境捕撈紅珊瑚的,僅處組織偷越國邊境罪。如2014年9月中旬左右,被告人薑某甲、連某明知漁船不具備遠洋作業資質,采取逃避國傢邊防檢查等手段,組織30餘名無海員證件的船員出境到日本海域捕撈紅珊瑚。10⽉中旬左右,魯榮漁52339號船和68號船因漏水等原因返回榮成市維修。4條船所捕撈的紅珊瑚由魯榮漁52340號船船長張某甲在榮成市交給被告人薑某甲。之後,漁船相繼返回海上繼續捕撈紅珊瑚。11月底,4條船回到榮成市石島⼆漁碼頭,並將所捕撈的紅珊瑚交給被告人連某。最終法院判決薑某甲、連某犯組織他人偷越國境罪。又如另一案例,法院認為被告人王某明知其所有的漁船不具備遠洋作業資質,仍組織30餘名無海員證件的船員逃避邊防等部門的檢查到日本海域捕撈紅珊瑚,其行為構成組織他人偷越國境罪。可見,以上法院在明確被告人出境捕撈紅珊瑚的情況下,判決被告人隻構成偷越國邊境罪,不再對捕撈紅珊瑚的行為進評價。

筆者認為,跨境出海捕撈紅珊瑚的案件,是出於一個犯罪目的,實施數個犯罪行為,數個行為之間存在手段與目的的牽連關系,系牽連犯,應擇一重罪處罰。2016年之前的法院裁判一罪的做法,或基於此考慮。但根據2016年8月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發生在我國管轄海域相關案件若幹問題的規定(二)》,其中第八條之規定實施破壞海洋資源犯罪行為,同時構成非法捕撈罪、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偷越國(邊)境罪等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有破壞海洋資源犯罪行為,又實施走私、妨害公務等犯罪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理。因此,對於跨境出海捕撈紅珊瑚的案件,判處一罪,現在應不存在爭議。

四、非法捕撈紅珊瑚案件的量刑問題

(一)紅珊瑚的鑒定對量刑影響的問題

紅珊瑚案件的鑒定應滿足品種、數量、價格三個項目,以(2015)霞刑初字第47號案件為例:在“ 閩福鼎漁運0***6號” 船上查獲⼀批疑似紅珊瑚物品。經華南野生動物物種鑒定中心鑒定,查獲的疑似紅珊瑚物品系紅珊瑚。經寧德市計量所檢測,查獲的紅珊瑚凈重506.96克。經寧德市價格認證中心鑒定,查獲的紅珊瑚506.96克價格為人民幣202780元。

品種鑒定環節,確認到案疑似紅珊瑚物品是否屬於其他種屬珊瑚。不同品種的紅珊瑚對應的價格認定規則或有不同,充分質證或能降低量刑。

價格認定規則參考依據如下:

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發生在我國管轄海域相關案件若幹問題的規定(⼆)》第七條規定:珍貴、瀕危水生野生動物或者其制品的價值,依照國務院漁業行政主管部門的規定核定。

2.國傢發改委價格認證中心頒佈的《野生動物及其產品(制品)價格認定規則》第五條規定:國傢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依法獲得出售、收購行政許可的,按野生動物許可交易市場的中等價格認定。未依法獲得出售、收購行政許可的,按國傢野生動物價值標準相關規定進行價格認定。

3.若涉案紅珊瑚為國傢禁止出售、收購的種屬,無市場交易價格,或需參照《農業部關於確定野生動物案件中水生野生動物及其產品價值有關問題的通知》和《捕捉國傢重點保護水生野生動物資源保護費收費標準》所規定的價值標準對紅珊瑚價格進行核定。

(二)非法捕撈紅珊瑚的主從犯認定問題

認定非法捕撈紅珊瑚的發起人、投資人為主犯並不存在爭議,但對於參股者、船長等是否屬主犯存在爭議。有法院認為,參股人、船長屬於從犯。如此案例中,被告人林某受雇於被告人李豐基,且明知捕撈紅珊瑚犯法而擔任該船船長參與捕撈,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從犯 ,應當從輕處罰。被告人莊某甲受雇於被告人李豐基,且明知捕撈紅珊瑚犯法而擔任該船船大副參與捕撈,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從犯,應當從輕處罰。另一案例中,法院認為被告人王某甲、吳某為獵捕紅珊瑚參股,各占10%的股份,並直接出海參與捕撈紅珊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從犯,予以減輕處罰。可見,即便有股份,亦有被認定為從犯的可能性。

有法院認為,參股人、船長屬於主犯。被告人鄭賢祿在出海前即與金海島等人商議如果船被日本抓扣,鄭賢祿同意假冒船長承擔責任,屬於策劃組織,在本案中起主要作用,應當按主犯論處。

筆者認為,不能一概以持有股份作為主、從犯的認定標準。對於那些毫無經驗、單純受雇於發起人的船長和船員,所謂的入股無非是發起人騙取其他們信任的手段,他們在作用上小於發起人,在獲利上少於發起人,在地位上從屬於發起人,成為捕撈業務中的工具人。因此,應該綜合考慮受雇人的以往經歷,本次犯罪中的貢獻大小,若達不到和發起人策劃、管理捕撈團隊的程度,對於認罪態度好、願意積極退贓的船長船員,從寬嚴相濟、分化瓦解犯罪團夥等角度考慮,宜定從犯。

作者:鄧小宇律師/浙江靖霖(廣州)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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