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所涉刑法條文理解與司法適用

本文作者:李占州檢察官 文章來源: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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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所涉刑法條文理解與司法適用

第三百九十七條【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

國傢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傢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國傢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一、條文理解

1.濫用職權罪

濫用職權罪,是指國傢機關工作人員故意逾越職權或者不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傢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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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的犯罪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國傢機關工作人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規定:“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傢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在受國傢機關委托代表國傢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雖未列入國傢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傢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在代表國傢機關行使職權時,有瀆職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關於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該立法解釋所明確的“國傢機關工作人員”認定標準,要甄別三種“公職身份”,但其核心要義行為人在於“行使特定職權”,即是否“代表國傢機關履行國傢行政管理職權”。

第一種情形是“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傢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包括在各級國傢權力機關、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司法機關和軍事機關從事公務的人員;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如在證監會、銀保監會、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等)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在鄉鎮以上中國共產黨機關、人民政協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對於“依照法律、法規行使國傢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需要有相關法律、法規及機構編制文件等佐證。

第二種情形是“在受國傢機關委托代表國傢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包括在經合法授權從事具體管理市場經濟和社會生活工作,擁有一定管理公共事務和社會事務職權的國有公司,企業和事業單位即實際行使國傢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對於受國傢機關委托代表國傢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還應有委托文件等證明國傢行政管理職權來源的合法性。在認定國傢機關工作人員主體身份時,應當註意區分其任職單位是“國傢機關”還是“受國傢機關委托代表國傢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

第三種情形是“雖未列入國傢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傢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瀆職犯罪主體“國傢機關工作人員”,其外延比貪賄犯罪主體“國傢工作人員”要窄;“從事公務”的范圍也僅限於“國傢行政管理職權”。國傢機關工作人員,不包括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或者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傢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規定從事公務的人員。但國傢機關工作人員的認定,並不絕對以編制身份論,雖無國傢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傢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在代表國傢機關行使職權時,仍認定為國傢機關工作人員。對此類人員的身份及職權范圍,應有人事檔案、工作規定以及相應國傢機關的證明文件等證實。

本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自己違反有關規定,濫用職權的行為,會使公共財產、國傢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而希望或放任這一結果發生,或者應當預見自己濫用職權或者超越職權的行為可能會發生公共財產、國傢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本罪的主觀方面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過失,但是,無論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是否預見,其對職權的濫用行為均是明知故犯。

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濫用職權,是指國傢機關工作人員以不當目的或者不法方法,實施違反職務行為宗旨的活動。其通常表現為:超越職權,擅自決定或者處理無權決定、處理的事項;玩弄職權,隨心所欲地對事項作出決定或者處理;任意放棄履職,故意不履行應當履行的職責;以權謀私、假公濟私,出於不當目的而實施職務行為等。

2.玩忽職守罪

玩忽職守罪,是指國傢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自身工作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傢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本罪的犯罪主體同濫用職權罪一樣,都是特殊主體,即國傢機關工作人員,在此不再贅述。

本罪的主觀方面為過失,包括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於輕信的過失。即行為人明知應當履行職責或正確履行職責,且應當預見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的行為,可能使公共財產、國傢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雖然預見但輕信能夠避免,以至發生危害結果。即行為人對其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的行為性質是玩忽職守是明知,對玩忽職守行為可能造成的後果是過失。

本罪的客觀行為表現為玩忽職守,是指國傢機關工作人員對本職工作嚴重不負責,不履行、不正確履行或者放棄履行其職責,包括作為與不作為。玩忽職守的作為,是指國傢機關工作人員不正確履行職責義務的行為,其通常表現為:工作中馬虎草率、敷衍塞責、違令抗命、弄虛作假、欺上瞞下、胡作非為,極端不負責任等。玩忽職守的不作為,是指國傢工作人員不盡職責義務的行為,即對自己應當履行且有條件履行的職責,未盡應盡的職責義務,其通常表現為:工作中擅離職守、撒手不管,或雖未離職守,但該管不管、當為不為、聽之任之等。要註意將玩忽職守與工作失誤相區別,工作失誤時行為人系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義務,且往往是由於制度不完善、管理有弊端、方案不科學、能力有不足、經驗不豐富等原因,導致在積極工作中發生錯誤,造成國傢和人民利益重大損失。

二、司法適用

1.濫用職權罪與玩忽職守罪的區別

由於濫用職權罪與玩忽職守罪規定在現行刑法同一條文中,犯罪主體都是國傢機關工作人員,兩罪的成立在客觀方面都要求造成公共財產、國傢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損失。因此,兩罪容易混淆。兩罪的主要區別是:

(1)罪過形式不同。本罪的行為人主觀方面一般是故意;而玩忽職守罪隻能是過失。(2)行為方式不同。形式上,本罪的行為方式一般表現為“作為”;而玩忽職守罪的行為方式一般表現為“不作為”。

實踐中,應註意收集、審查證明行為人罪過形式和行為方式的證據。

2.“致使公共財產、國傢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認定

瀆職犯罪造成的重大損失,是指給國傢和人民利益造成的重大物質性損失(含人身傷亡和公私財物重大損失)和非物質性損失(嚴重損害國傢機關正常活動和聲譽等)。根據《瀆職案件解釋(一)》第1條第1款的規定,國傢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397條規定的“致使公共財產、國傢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傷3人以上,或者輕傷9人以上,或者重傷2人、輕傷3人以上,或者重傷1人、輕傷6人以上的;(2)造成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的;(3)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4)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傢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

(1)經濟損失的認定。涉及定損的時間標準、債權的損失判定、止損的法律後果等問題。根據《瀆職案件解釋(一)》第8條規定,本解釋規定的“經濟損失”,是指瀆職犯罪或者與瀆職犯罪相關聯的犯罪立案時已經實際造成的財產損失,包括為挽回瀆職犯罪所造成損失而支付的各種開支、費用等。立案後至提起公訴前持續發生的經濟損失,應一並計入瀆職犯罪造成的經濟損失。債務人經法定程序被宣告破產,債務人潛逃、去向不明,或者因行為人的責任超過訴訟時效等,致使債權已經無法實現的,無法實現的債權部分應當認定為瀆職犯罪的經濟損失。瀆職犯罪或者與瀆職犯罪相關聯的犯罪立案後,犯罪分子及其親友自行挽回的經濟損失,司法機關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單位及其上級主管部門挽回的經濟損失,或者因客觀原因減少的經濟損失,不予扣減,但可以作為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

根據上述規定可見,關於定損的時間標準,以瀆職犯罪或者與瀆職犯罪相關聯的犯罪立案時,為確定財產損失的時間節點,且應以實際造成的財產損失計算。關於債權的損失認定。債權系公共財產的存在形式,其權利的實現具有風險性、或然性,如有債務人破產、潛逃、去向不明、因行為人責任導致超過訴訟時效以及其他有證據證明債權無法實現的情況,應認定已實際造成經濟損失。另外,在司法實踐中存在“投資入股”“債轉股”等行為中的“股權”價值認定問題,“股權”雖不同於“債權”,但是否造成經濟損失的認定可參照上述規定執行。關於止損的法律後果。在瀆職犯罪或者與其關聯犯罪立案後,因自行挽損、辦案挽損、單位挽損以及客觀減損等原因而止損的,均不扣減從而影響定罪,但可作為酌定從輕情節。

(2)危害後果與追訴時效。從瀆職行為實施到危害結果出現,具有“延時性”“間隔性”“可變性”等特征,不應以瀆職行為實施之日作為計算追訴時效的起點。根據《瀆職案件解釋(一)》第6條規定,以危害結果為條件的瀆職犯罪的追訴期限,從危害結果發生之日起計算;有數個危害結果的,從最後一個危害結果發生之日起計算。

根據《刑法》第89條第1款的規定,追訴期限從犯罪之日起計算;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犯罪行為終瞭之日起計算。關於“犯罪之日”的含義,司法實踐中存在“犯罪成立之日”“犯罪行為實施之日”“犯罪行為發生之日”“犯罪行為完成之日”“犯罪行為停止之日”等不同的理解。因瀆職犯罪的特殊性,才有“危害結果發生之日”一說。關於“危害結果發生之日”的認定,實質對應瀆職犯罪構成要件完全具備之日,但因為瀆職犯罪之“危害結果”包括物質損失與非物質損失、單個後果與數個後果,對於追訴時效起點計算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有觀點認為,濫用職權罪系狀態犯。狀態犯是指犯罪行為已經實施完畢,但犯罪行為所造成的不法狀態仍在繼續,而非繼續犯繼續犯是指作用於某一對象的一個犯罪行為,從著手實行到行為終瞭,犯罪行為與不法狀態在一定時間內同時處於不間斷的持續狀態的犯罪,如非法拘禁罪、窩藏罪等。繼續犯與狀態犯雖然都有不法狀態的繼續,但繼續犯的不法狀態從犯罪行為實施起就已經產生、犯罪行為持續也導致不法狀態持續,而狀態犯的不法狀態產生於犯罪行為終瞭時、不法狀態持續期間並無犯罪行為的持續。

如“沈某某濫用職權案”(參見《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05集第1134號案件)。公安幹警沈某某於2007年10月24日違法行使變更戶籍信息審批權,致網上追逃案犯張某青的出生時間和身份信息於2007年11月2日被重新錄入戶政管理系統,使其搶劫的犯罪事實得不到及時的追究。後又於2007年11月18日在張某青的征兵政審工作中不負責任地出具張某青符合征兵政審條件和無違法違紀及不良行為的意見,致張某青於2007年12月1日應征入伍服兵役,至此犯罪結果發生,沈某某的行為符合濫用職權罪的構成要件。2011年9月,某縣公安機關在“清網”行動中,經進一步核查張某青的真實身份,將其從服役的部隊抓獲歸案,造成惡劣社會影響。2012年12月26日,檢察機關對沈某某立案偵查。對此案是否已過追訴時效,檢法兩傢存在重大分歧。檢方認為應以2012年“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為追訴時效起算點,本案尚在追訴時效內;法院判決以2007年張某青應征入伍服兵役時為追訴時效起算點,本案已過追訴時效。

然而,狀態犯與繼續犯的區分,不足以解決瀆職犯罪的追訴時效問題。如果以犯罪後果和犯罪的實行行為是否存在間隔為標準,還可以將瀆職犯罪劃分為即成犯和隔隙犯。在即成犯中,追訴時效的起算時間即犯罪成立和犯罪行為實施、完成時間,如阻礙解救被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罪,私放在押人犯罪等;但瀆職犯罪大多屬於隔隙犯(隔地犯、隔時犯),瀆職犯罪行為與危害結果一般不是同時發生,如擅自出借公款(狀態延續)後導致案發時尚有巨額公款未追回(造成損失);且瀆職行為可能引發多個危害結果,各個結果出現的先後會直接影響追訴時效的認定。危害結果因案件客觀情況差異而呈現不同樣態,瀆職行為有數個危害結果的,從最後一個犯罪結果發生之日起計算追訴時效。

3.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行為與重大損失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瀆職犯罪中的因果關系錯綜復雜,有直接原因也有間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領導責任也有直接責任者,有多因一果也有一因多果。一般而言,應以本罪論處的,是指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行為與造成的嚴重危害結果之間有必然因果關系;否則,可按照工作錯誤或工作失誤處理。瀆職犯罪的因果關系,根據職務行為導致危害後果發生的原因力大小來評價,可借鑒相關黨內法規及行政管理規定,實現瀆職行為黨紀處分、政務處分與刑事責任追究的系統銜接。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6條第1款規定,問責應當分清責任。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在職責范圍內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成員在職責范圍內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37條規定,直接責任者,是指在其職責范圍內,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自己的職責,對造成的損失或者後果起決定性作用的黨員或者黨員領導幹部;主要領導責任者,是指在其職責范圍內,對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對造成的損失或者後果負直接領導責任的黨員領導幹部;重要領導責任者,是指在其職責范圍內,對應管的工作或者參與決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對造成的損失或者後果負次要領導責任的黨員領導幹部。領導責任者,包括主要領導責任者和重要領導責任者。

《黨政主要領導幹部和國有企事業單位主要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審計規定》第40條規定,領導幹部對履行經濟責任過程中的下列行為應當承擔直接責任:

(1)直接違反有關黨內法規、法律法規、政策規定的;(2)授意、指使、強令、縱容、包庇下屬人員違反有關黨內法規、法律法規、政策規定的;(3)貫徹黨和國傢經濟方針政策、決策部署不堅決不全面不到位,造成公共資金、國有資產、國有資源損失浪費,生態環境破壞,公共利益損害等後果的;(4)未完成有關法律法規規章、政策措施、目標責任書等規定的領導幹部作為第一責任人(負總責)事項,造成公共資金、國有資產、國有資源損失浪費,生態環境破壞,公共利益損害等後果的;(5)未經民主決策程序或者民主決策時在多數人不同意的情況下,直接決定、批準、組織實施重大經濟事項,造成公共資金、國有資產、國有資源損失浪費,生態環境破壞,公共利益損害等後果的;(6)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對造成的後果起決定性作用的其他行為。

《黨政主要領導幹部和國有企事業單位主要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審計規定》第41條規定,領導幹部對履行經濟責任過程中的下列行為應當承擔領導責任:

(1)民主決策時,在多數人同意的情況下,決定、批準、組織實施重大經濟事項,由於決策不當或者決策失誤造成公共資金、國有資產、國有資源損失浪費,生態環境破壞,公共利益損害等後果的;(2)違反部門、單位內部管理規定造成公共資金、國有資產、國有資源損失浪費,生態環境破壞,公共利益損害等後果的;(3)參與相關決策和工作時,沒有發表明確的反對意見,相關決策和工作違反有關黨內法規、法律法規、政策規定,或者造成公共資金、國有資產、國有資源損失浪費,生態環境破壞,公共利益損害等後果的;(4)疏於監管,未及時發現和處理所管轄范圍內本級或者下一級地區(部門、單位)違反有關黨內法規、法律法規、政策規定的問題,造成公共資金、國有資產、國有資源損失浪費,生態環境破壞,公共利益損害等後果的;(5)除直接責任外,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對造成的後果應當承擔責任的其他行為。

上述規定所指“直接責任”“主要領導責任”“重要領導責任”,均以瀆職失責行為與危害結果的因果關系為判斷標準,分別對應“決定性作用”“直接領導責任”“次要領導責任”。瀆職犯罪因果關系認定,應當註意區分三種情形:

(1)區分“個人責任”與“集體責任”。司法實踐中,“單打獨鬥”式的個人瀆職行為並不多見且一般無爭議,多是以集體名義實施且系多因一果、多人涉責的復雜行為。在此類行為進程中,個人責任與集體責任可能兼而有之。如某領導班子成員利用直接主管國有財產處置的職權收受他人賄賂,提議將某國有資產賤價處置導致重大損失,報經集體研究時其他領導不盡責而未表示異議。這便導致個人貪瀆與集體失責交織並存,二者並無排斥背反關系。即使特定領導班子成員應負個人責任,並不意味著其他領導班子成員不負領導責任,隻是在評價特定對象責任時兩種責任不能並存。《瀆職案件解釋(一)》第5條規定,以“集體研究”形式實施的瀆職犯罪,應當依照《刑法》分則第9章的規定追究國傢機關負有責任的人員的刑事責任。該規定強調防止機械地以“集體研究”作為瀆職犯罪的出罪事由,要註意瀆職犯罪的表現形式當中,既有“兩面人”或“一言堂”者以“集體研究”為名、行“個人意志”之實的直接責任形態,還有做“庸懶散”者在“集體研究”時玩忽職守而承擔領導責任等情形。“集體研究”的外觀表現形式下,既可能存在“領導責任”,也可能存在“直接責任”。

(2)區分“直接責任”與“領導責任”。二者區分的核心要素,在於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的行為,對危害結果是否起決定性作用。所謂決定性作用,是指行為人實際控制權力運行、行為進程等,從而對產生危害結果起主導作用。

“直接責任”一般有三種表現形式:

一是直接違法違紀,如直接違反或者授意、指使、強令、縱容、包庇下屬人員違反有關黨內法規、法律法規、政策規定。二是嚴重瀆職失責,如貫徹黨和國傢方針政策、決策部署不堅決不全面不到位,或者未完成有關法律法規規章、政策措施、目標責任書等規定的領導幹部作為第一責任人(負總責)事項,造成重大損害。三是擅自進行決策,如未經民主決策程序或者民主決策時在多數人不同意的情況下,直接決定、批準、組織實施重大事項,造成重大損害。

上述三種情形中的危害結果,或出於行為人的非法行為控制,或是由於行為人的嚴重怠於本職,體現瞭危害行為是危害結果發生的主要原因力,具有決定性的因果關系。

雖然“領導責任”與“直接責任”均屬瀆職行為且應承擔相應責任,但“領導責任”在行為與結果的原因力上具備非決定性,對於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的行為,並無直接決定、指使授意、縱容包庇等行為,但有失察怠惰、偏聽偏信、監管缺位等責任,即其瀆職行為對於危害後果雖有關聯性、次要性影響,但並非導致該結果發生的決定因素。且在目標追求(或危害避免)的責任順位上具備非首位性,對於其履職盡責的責任排序,尚不屬於擬追責事項的第一責任人或者總負責人。

需要註意的是,“直接責任”與“領導責任”的區分僅是對瀆職行為與損害後果因果關系大小的判斷,並不是濫用職權與玩忽職守的劃分標準。

(3)區分“主要領導責任(直接領導責任)”與“重要領導責任(次要領導責任)”。如果說“直接責任”與“領導責任”的區分關鍵在於行為與結果有無決定性因果關系,那麼“主要領導責任”與“重要領導責任”的區分除瞭因果關系的程度強弱,還要看行為人手中權力所對應的責任大小。對於多因一果的領導責任區分,個人權責大小與因果關系強弱兩個基本因素既有區別又緊密結合,是責任認定的“一體兩面”。

換言之,“直接責任”系指直接實施決定性危害行為而應負的責任,“主要領導責任(直接領導責任)”與“重要領導責任”系指因其直接領導職責或次要領導職責,而對於本人非決定性危害行為應負的責任。例如,直接領導者組織民主決策時,在多數人同意的情況下,決定、批準、組織實施重大事項,由於決策不當或者決策失誤造成重大損失的,應當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又如,次要領導者參與相關決策和工作時,沒有發表明確的反對意見,相關決策和工作違反有關黨內法規、法律法規、政策規定,或者造成重大損失的,應當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綜上,應當秉持“權責一致、錯責相當”“集體決定、分清責任”的原則,根據個人權責大小以及瀆職行為與危害後果的原因力強弱,來區分瀆職責任的該當性和層級性。

4.本條與其他犯罪的競合處理

(1)本條與特定主體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犯罪的區別。《刑法》在規定本條的一般的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的同時,又在第九章規定瞭具體的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犯罪,把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行為的主體具體化、行為方式和危害結果特定化。本條與本章具體的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犯罪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在刑法理論上屬於法條競合,有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行為同時構成兩罪時,適用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原則,按照具體的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犯罪處理。根據《瀆職案件解釋(一)》第2條第2款規定,國傢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因不具備徇私舞弊等情形,不符合《刑法》分則第九章第398-419條中具體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犯罪的規定,但可以構成第397條規定的犯罪的,應以濫用職權罪或者玩忽職守罪定罪處罰。

(2)實施本條兩罪並收受賄賂的處理。根據《瀆職案件解釋(一)》第3條規定,國傢機關工作人員實施瀆職犯罪並收受賄賂,同時構成受賄罪的,除《刑法》另有規定外,以瀆職犯罪和受賄罪數罪並罰。該規定解決瞭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分歧的實施瀆職犯罪又收受賄賂是作為一罪從重處罰還是數罪並罰的問題。

(3)實施本條兩罪並放縱、幫助他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處理。根據《瀆職案件解釋(一)》第4條規定,國傢機關工作人員實施瀆職行為,放縱他人犯罪或者幫助他人逃避刑事處罰,構成犯罪的,依照瀆職罪的規定定罪處罰。國傢機關工作人員與他人共謀,利用其職務行為幫助他人實施其他犯罪行為,同時構成瀆職犯罪和共謀實施的其他犯罪共犯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國傢機關工作人員與他人共謀,既利用其職務行為幫助他人實施其他犯罪,又以非職務行為與他人共同實施該其他犯罪行為,同時構成瀆職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共犯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定罪處罰。

三、司法案例

▣楊德林濫用職權、受賄案(參見《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03集第1089號案例)

[裁判要旨]司法實踐中對國傢機關工作人員瀆職犯罪“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認定,在正確認識瀆職犯罪行為侵犯的是國傢機關公務的合法、公正、有效執行以及人民群眾對此的信賴這一法益的基礎上,一般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把握:(1)瀆職行為嚴重損害國傢機關形象,致使政府公信力下降的;(2)瀆職行為引發新聞媒體廣泛關註,引起強烈社會反響的;(3)瀆職行為造成大規模上訪、暴力沖突等事件,影響國傢機關正常職能活動的;(4)瀆職行為誘發民族矛盾糾紛,嚴重影響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5)瀆職行為造成其他惡劣社會影響的。

▣沈某某濫用職權案(參見《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05集第1134號案例)

[裁判要旨]濫用職權罪屬於狀態犯,而非繼續犯。濫用職權罪的犯罪行為實行終瞭後產生不法狀態,即侵害結果。此後,侵害結果雖然一直存在,但濫用職權行為本身已經實行終瞭,沒有持續。因此,追訴期限仍應從濫用職權行為造成的侵害結果發生之日起算,而不能以侵害結果終瞭之日起算。

▣楊某玩忽職守、徇私枉法、受賄案(參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例第8號)

[裁判要旨]如果負有監管職責的國傢機關工作人員沒有認真履行其監管職責,從而未能有效防止危害結果發生,那麼,這些對危害結果具有“原因力”的瀆職行為,應認定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對於國傢機關工作人員實施瀆職犯罪並收受賄賂,同時構成受賄罪的,除《刑法》第399條有特別規定的外,以瀆職犯罪和受賄罪數罪並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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