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對就業沖擊進入第三階段,哪些人群最危險?

新型就業往往具有就業形式靈活、就業崗位技能要求和進入門檻不高等特點,它們能夠有效改善面臨失業沖擊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在妥善監管之下,應大力鼓勵新型就業等就業形式的發展

疫情對就業沖擊進入第三階段,哪些人群最危險?

文 | 宋錦

編輯 | 王延春

新冠疫情使得全球經濟陷入暫時的危機,但是這一危機的特殊性在於,弱勢群體在就業機會、健康甚至生命等方面都受到瞭更大的威脅。相對於其他國傢而言,我國的疫情控制較好,處於零星偶發狀態。這使得就業問題成為我國最大的社會關切。尤其是870萬高校畢業湧入就業市場的7月,疫情沖擊之下的就業壓力將再度達到峰值。

疫情對就業沖擊進入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在疫情爆發初期,人崗脫離規模龐大,但尚未形成實質性的就業沖擊。為瞭控制疫情,我國自1月底實行瞭大規模的人員流動限制,封村封路、停工停課。由於疫情在臨近春節的時點突發,節後的社會隔離政策導致勞動者與就業崗位之間被迫分離。國傢統計局的數字顯示,今年3月城鎮就業規模下降2600萬,休假未上班的勞動者有7500萬。但是此時的大規模人崗分離還不是實質性失業。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大部分勞動者能夠回到原來的就業崗位。事實上,城鎮就業規模在4月迅速上升700萬,同時休假未上班的就業人員規模下降瞭6100萬,人崗分離的矛盾得到顯著緩解。

第二階段:疫情得到顯著控制之後,地方和企業開始復工復產,但是疫情影響使得復工進度受阻、就業容量受限、農民工返城帶來瞭失業規模上升。物流不暢、收入下降導致的內需不足、國際市場萎靡、以及一些疫情防控政策仍在執行,這些都使得企業復工率受到限制,經濟整體對就業的吸納能力下降。隨著農民工陸續返城,短時間勞動力供大於求導致城鎮地區的失業規模在3到4月之間增加瞭100萬人。

第三階段:疫情持續影響的累積效應使得企業的生存壓力陡增,這影響到瞭經濟對就業的吸納能力。疫情持續的累積效應體現在多個方面:迫於財務壓力和外部訂單的流失,一部分企業縮減瞭中期的投資、用工計劃;在一些受到疫情沖擊更明顯的行業,甚至有部分企業直接面臨破產。因此即使疫情消散,原有的就業崗位在短時間內也無法完全恢復。而在7月,高校畢業生如期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使得就業矛盾再次面臨高峰。

哪些人群的就業受到沖擊最大?

其一,分行業來看,制造業受到的沖擊在疫情早期比較明顯,隨著疫情得到控制,制造業就業已經迅速恢復,現階段疫情沖擊集中在批發零售、商務服務業、住宿和餐飲三大行業,而三者對應的就業占比高達45.8%。目前疫情仍有零星爆發,疫情防控之下仍然存在社交距離,因此三大行業面臨的市場需求驟減依然嚴峻。這些企業的經營受困將導致大批就業人口面臨下崗再就業。在政策層面,上述三大行業中,小微企業占到瞭絕大多數,正規金融支持政策難以充分覆蓋這些企業群體,因此這些行業的企業經營壓力難以得到有效緩解,對這些企業從而就業也難以做到迅速紓困。

表1 疫情對就業的影響集中在三大行業

疫情對就業沖擊進入第三階段,哪些人群最危險?

數據說明:根據2018年底我國非農就業的行業分佈進行計算。 資料來源:國傢統計局,由作者加工整理得到。

其二,就業沖擊集中於農民工、女性、低技能等弱勢勞動力群體,收入差距在城鄉間、群體間顯著擴大。企業面臨壓力時,農民工、女性、低技能等勞動者群體往往最先面臨失業風險。由於其就業技能有限、經濟狀況相對脆弱,上述群體的再就業往往難度更大,而且在生活上更容易陷入貧困。此外,疫情引發傢庭成員患病、學校停課、養老院解散、購買服務受限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女性成員往往要承擔更多傢庭責任,這也將幹擾女性勞動力的市場表現和就業競爭力。

與此同時,現有社保政策體系對於弱勢群體的幫助效果非常有限。對於城鎮勞動力市場而言,有三類緩解失業影響的保障機制:失業保險、就業援助和最低生活保障。而事實上,農民工受到的失業沖擊往往最為嚴重,但他們的失業保險參保率卻很低,並且不能在遷入地獲取就業援助和最低生活保障。由於這些原因,大批農民工在失業後不得不回到流出地,這也阻礙、遲滯瞭下一步的經濟復蘇和就業再匹配。另一方面,對於城鎮戶籍的勞動力而言,城市低保政策的動態監測和瞄準效果也並不理想,其政策效果、實際保障能力仍待檢驗。

其三,高校畢業生的就業質量整體下降,這可能帶來長期影響。我國今年大學畢業生規模超過870萬,這些學生從去年秋招就已經開始求職,但是今年初以來的求職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瞭疫情沖擊。結果不但是就業比率受到沖擊,而且就業質量也出現瞭整體下降、非正規就業比例顯著升高。初次就業質量不高,這種影響往往不是臨時性的,還可能使後續改善就業的機會受到限制、從而帶來長期影響。日本勞動力市場就是這種情況:勞動者初次求職時趕上瞭經濟不景氣、之後就很難改善,由此形成瞭規模龐大的非正規就業。

就業政策如何發力?

保企業、穩住就業基本盤。疫情全面控制之後,多數行業的市場需求會迅速反彈,因此,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是穩住就業基本盤的關鍵。通過金融扶持對企業“救急”,增加企業在用工方面的靈活性,向企業發放穩崗補貼都有助於穩就業。金融政策、用工政策、補貼政策,特別應聚焦於上文提及的批發零售、商務服務業、住宿餐飲三大行業。可能的政策選項包括:鼓勵線上平臺發展、並通過平臺對這些小微企業進行金融支持;鼓勵快遞、外賣等就業形式,幫助釋放三大行業被抑制的市場需求;在企業減員時鼓勵企業與員工簽訂召回合同並予以補貼,這都將有利於疫情之後生產的加速恢復,減少失業摩擦和社會調整成本。

對於制造業而言,出口企業面臨瞭更大的外部需求萎縮壓力。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估計,2020年全球貿易將顯著縮水。短期內,外國收入下降、需求減少的收入效應影響明顯,長期中,疫情蔓延所帶來的反全球化傾向不容忽視。在此情況下,“保外貿企業”比“保外貿”更為現實。應對出口企業進行補貼、減稅,鼓勵企業出口轉內銷,一方面讓利於國內消費者,另一方面引導出口企業定位於國內國際雙循環。此外,穩崗補貼的政策設計應避免企業受到負面激勵、為瞭得到穩崗補貼而降級原有生產、采用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這不符合我國整體產業轉型升級的長期考慮。

保困難群體、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保障低收入群體和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使他們有能力繼續找工作並實現就業再匹配。就業沖擊不論是否導致勞動者下崗失業,都可能使其在疫情期間的收入水平顯著下降,並影響他們未來的就業能力,避免困難群體從此陷入貧困非常重要。短期而言,應註重提高社保制度的瞄準和監測力度,準確及時地識別困難傢庭和個人並發放保障金。

增加公共服務就業,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公共管理等部門占我國非農就業總盤子的10%,就業規模約4700萬。但是分地區來看,公共服務在地區間的發展水平差異顯著,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的發展仍然落後。增設社區就業等公益性崗位、公共就業崗位能夠緩解短時就業壓力,同時能夠為未來的人力資源發展和地方經濟發展蓄勢。

鼓勵未來三到五年高校有計劃地擴招。高等教育擴招能夠分流大學生就業壓力,延遲他們集中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保護他們在中長期的就業機會。高校擴招政策不能僅針對短期沖擊而致力於“一次解決問題”,應充分考慮就業沖擊在中長期的影響,制定未來三至五年的擴招規劃,在規模上呼應解決就業沖擊的需求,在專業領域、課程設置上充分考慮市場發展前景和企業需求。學制教育之外,多種形式的在職教育、校企合作都應被顯著加強並落到實處。

拓展新型就業,提升其就業補充作用。新型就業、自雇就業往往具有就業形式靈活、就業崗位的技能要求和進入門檻不高的特點,能夠有效改善面臨失業沖擊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減緩正規就業崗位減少給勞動者帶來的收入沖擊。中國住戶收入調查對全國的代表性抽樣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城鎮地區從事過送快遞、外賣、開網店、網約車等職業形式的勞動者占比為0.9%,農村地區為0.7%,新型就業的勞動者占比仍然非常低。在妥善監管之下,應大力鼓勵新型就業等就業形式的發展。

最後,解決就業問題還要跳出就業政策本身的框架。在中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中,不宜將保增長與保就業對立起來,要正視保增長與保就業的一致性,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發力,帶動經濟系統和勞動力市場活力的提升。從長期來看,應當從要素市場改革的高度來推進、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真正提高勞動力的流動性、促進就業流轉、優化勞動力要素在空間上的配置。這不但有助於提高勞動力市場的活力、改善就業質量,還將有效提升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速水平。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編輯: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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