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教材“頂替”戰:9區縣換為“人教版”內部文件自相矛盾

不出意外的話,暑假期間,重慶數萬名教師將冒著疫情風險,迎來額外的培訓——一些用瞭十幾年的教材,在2020年6月,忽然被更換掉瞭,按照要求,老師們應在開學前接受培訓,熟悉新教材。

更換之舉,正在被多傢出版社反映至有關部門:文件正文強調不得更換教材,附件中卻悄然“頂替”教材;市教委文件標明“盲審”,卻讓區縣教委領導坐鎮,隻收一套或部分教材;更換前,地方出版集團大員密集以調研、研討會形式接觸教委等單位;評選流程、公示時間違規……

而這一切,恰發生在當地首次以文件明確“紀檢監察部門全程監督”、提出“盲審”等具體操作要求後的20多天內。

因涉及百萬學子,且由財政資金購買,每冊雖然隻有10元左右的教材,一直都是各方激戰之地。璧山區就曾被曝光同時購買瞭兩個版本教材,再在春、秋學期換來換去,令教師、傢長、學生三方不滿。

“公平競爭是好事,但如此大規模、針對性強、手法露骨的操作,還是第一次見到。”北京市仁愛教育研究所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其“仁愛版”7~9年級英語教材在9個區縣被更換,變為由重慶出版集團代理的人教版本。

作為教育部審定通過名單中,唯一全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仁愛版”7~9年級英語教材,曾在重慶使用長達16年之久,而北京市仁愛教育研究所則是國內第一傢民營教材研究機構。

此外,記者核實,本次更換中,多個版本教材,均被人教版教材替換。截至發稿,針對此事,重慶市教委相關負責人未回復本報采訪。早前,重慶市教委曾向有關出版社稱,將進行行政復議。而區縣教委則向出版社回應稱,不存在問題。

7月3日,江北區教委主任馬培高向記者簡單回應稱“我們是按照程序辦的,按照規矩辦的,大傢任何人沒有任何私心雜念。完全為學生著想,沒有任何錯誤!”重慶市出版集團相關負責人未回應本報采訪。

“頂替”文件自相矛盾

4月30日,重慶江北區的中小學收到一份文件,該文件正文第一條寫明“義務教育國傢課程相關學科仍使用2019年秋季教材版本,不得更換其他版本。”但文件附件中,其列出的7~9年級英語教材目錄裡,卻悄然用“人教版”替換瞭自2004年起便一直使用的“仁愛版”。

記者核實,該文件名為《重慶市江北區教育委員會關於征訂2020年秋季普通中小學教學用書的通知》,文件字號為“江北教【2020】3號”。但這是一份並未對外公開,隻向轄區內學校下發的文件。

有趣的是,江北區教委在該文件下發之後仍公開進行瞭教材“評審”。2020年5月7日,其下發公開征集教材樣書公告,要求出版社或代理商將“教材樣書一套”送往江北區教委408室。“供教材選用委員會評選”。

但該通知本身,便被指責已經違規——按照重慶市教委會、新聞出版局4月20日文件通知,“學科教材評審必須堅持‘盲審’制度”,且要求選用委員會對“學科組”提出的初選意見進行充分討論後,再投票決定選用結果,過程必須記錄在案。

如何“盲審”?教育部2012年下發相關文件中,明確要求送審教材樣書應為“10套”或“26套”,且“所報送的教材樣書為白皮書”,“送審教材樣書中不得出現有關教材編寫、出版單位和編寫人員信息”。也即,候選的教材,應該重新包裝確保“不露姓名”地出現在“盲審”中。

隻收一套,且未提“盲審”要求,江北區教委上述通知被指責同時,據瞭解,實際評選過程中,以7~9年級英語教材為例,三傢版本共18冊教材,評審卻隻用瞭不足三小時。

“每冊算下來隻有10分鐘,學科專傢組有時間看完目錄、體系結構和內容介紹嗎?更別提教材具體內容瞭。”相關人士質疑稱,江北區教委在上述“頂替”、“評審”行為之前,既沒有學校申請要更換教材,也沒根據教育部《中小學教科書選用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選用辦法”),向教師、學生、傢屬征求意見。

5月15日至5月21日,江北區教委對上述評選結果進行公示,質疑者借用《民事訴訟法》規定,指出其實際公示時間僅6日,違反瞭教育部不少於7日的規定。也違反瞭教育部選用辦法中“教科書選用工作一般應在當年4月底完成,為教科書的征訂、出版、發行留有足夠時間”的規定。

“他們不講道理、無理取鬧,我們是按照程序辦的,按照規矩辦的,大傢任何人沒有任何私心雜念。完全為學生著想,沒有任何錯誤!”7月3日,江北區教委主任馬培高向本報回應稱:“他那個教材反響都不好,人傢幾年前就反映要換,不受歡迎,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們用人教版的教材,語文、數學、思體都是人教版,國傢倡導用人教版,這個沒有錯,我們沒有人有任何私利行為。”

“仁愛版英語教材,是2001年7月教育部教材編寫課程標準出來後,我們去教育部立項,然後請外國專傢來中國,與中國專傢一起,研究編撰的。審核通過後,是目前教育部目錄中,7~9年級英語教材8個版本中,唯一國內100%持有自主知識版權的版本。”北京市仁愛教育研究所所長趙勇告訴記者,教材研發是一個前期投入巨大,需要漫長過程回收成本的行業,其相關部門審定後的定價僅為每冊八九元。

“過去16年,重慶26個區縣都在用仁愛版初中英語教材,足見我們的教材是經得起考驗,也歡迎公開、公平、透明的競爭的,但這樣直接發文替換、明著搞形式主義、假的‘盲審’,這我們受不瞭,太過分。”趙勇稱。

國企“調研”玄機待解

如果說江北區的“頂替”文件和評審,尚難以看出為何是“人教版”替代瞭其他版本,那麼北碚區泄露的內部信息,則說的很直白——重慶出版集團作為地方國企,正是“人教版”的代理商。

“@所有人 各位經理:重慶市教委、市新聞出版局《關於做好2020年普通中小學教學用書工作的通知》已下發各區縣教委。根據文件精神,我市高中起始各學科(除統編教材外),有可能由各區縣教委根據相關文件規定重新選定版本。為此,重慶出版集團近期由他們領導帶隊分別到各區縣走訪調研,聽取對人教版等教材教輔工作的意見和建議。”

4月份,重慶市新華書店領導,向各區縣新華書店經理下發上述信息,並稱“希望各店經理高度重視:一是,積極參與,熱情接待,共同維護人教版在本地的市場份額。二是,密切註意各地配套教輔選用情況,據理力爭,確保《同步解析與測評》等重點品種的選用,擴大市場份額。謝謝!”

公開信息,及相關人員往來信息顯示,4月26日,在重慶出版集團總經理李某向北碚區有關部門發文請求協調後,次日,北碚區相關部門即牽頭聯系瞭北碚區教委、作協、文聯等單位,以“教材出版及文化服務合作”調研、研討形式舉行活動,該活動曾被媒體報道。

此後,在5月8日北碚區評選7~9年級英語教材活動中,評選委員會中出現瞭北碚區教委主任楊平和副主任饒英。而根據教育部選用辦法,“教科書選用委員會應當由課程教材專傢、教研員、中小學校長和教師等組成,其中一線教師不少於1/2。”

相關人員認為,楊平、饒英作為教育行政部門最高長官,親自坐鎮評選現場,有幹預評選結果之嫌,且評選過程也未實施真正的“盲選”。記者曾聯系到楊平、饒英,但截至發稿,二人均未做出回應。

“北碚區教委僅要求送審一套正式出版教材作為樣書,學科組評選時間不足1.5小時,每冊耗時更是不足5分鐘。”相關人員稱,其教材選用公告有效時間更是隻有短短1.5工作日。

此外,忠縣、開州區、巫溪縣、梁平區、城口縣、渝北區、璧山區均被反映出現相似情形:重慶市教委要求的“盲審”並未施行,區縣教育行政部門最高長官坐鎮評選現場,評選人員構成中一線教師不足1/2,評選時間過短,征集、公示等全流程均存在明顯違規或不規范行為。

“西南師大版小學數學教材,在璧山區、渝北區已經使用瞭十幾年,評審前,沒有通知大傢是‘盲審’,但我們是按照‘盲審’要求去送教材的,但他們隻收一年級教材。這怎麼體現教材的連貫性?”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基礎教育營銷部主任吳歡告訴記者,其西南師大版本的一年級數學教材,在最近的“評審”中,也被人教版替代,其中存在上述類似違規情形。

“都是事前沒有征求教師、傢長、學生意見,也似乎完全不在意疫情中,這麼替換會帶來多少問題,就是簡單直白地指定替換,完全沒有把法律法規、相關文件放眼裡。從結果看,最大的獲益方,就是重慶出版集團,因為替換進去的,都是他們代理的教材。”趙勇認為,結合早前李某調研、研討等活動,以及各方傳出的短信、微信內容,替換背後的邏輯已經很明顯。

記者瞭解到,除北京市仁愛教育研究所的仁愛版英語教材外,西南師大版的小學數學教材也被替換。而“頂替者”,則多為重慶出版集團代理版本。“最直接的是,我們去送評審用的教材,璧山區直接隻收7年級上冊和7年級下冊,其他的都不收。太直白瞭,擺明不給你參與的機會。”北京市仁愛教育研究所工作人員提供的“璧山區初中英語教材報送清單”顯示,璧山區教委退回瞭8年級和9年級報送教材。

曾“偷換”百萬教材

本次在收取評審材料時被指“太直白”的璧山區,在2017年曾上演過一場精彩的教材版本“偷換”:當地征訂瞭仁愛版、西南師大版本教材後,並未發放給學生使用,而是另行又購買瞭人教版教材,發給學生使用。

據媒體2017年9月報道,當年,在重慶市教委明文規定不更改相應科目教材後,璧山區中小學卻偷偷更換瞭一年級上冊數學、二年級上冊數學和七年級上冊英語教科書。由原來的仁愛版、西南師大版,更換為人教版。據知情人士測算,這種重復購買,涉及浪費國傢財政資金近百萬元。

此事在2017年遭媒體曝光後,並未見任何最終查處結果,有趣的是,2018年春季學期,壁山區中小學所有七年級下冊英語和小學一年級下冊數學、二年級下冊數學又從人教版更換為仁愛版和西南師大版。也即,短短一年時間內,兩度更換瞭教材。

“每個版本的教材,在研發、編寫過程中,是具有高度的連貫性,且自成體系的,舉個簡單的例子,這個版本的教材中,可能上學期就教瞭這個知識點,並且在下個學期會將該知識點延伸應用更多,但另一個版本中,可能這個知識點是在下學期才出現的。”北京市仁愛教育研究所人員稱:“如果突然換掉教材,且不說所有授課教師要全部重新組織教材培訓,最重要的是,學生會對這個課程產生適應性問題,甚至可能出現丟知識點、重復知識點,進度錯亂等問題。”

延伸起來,教材更換還會影響到對應的教輔資料等。記者註意到,就在上述“頂替”發生前20天,2020年4月20日,重慶市教委、重慶市新聞出版局聯合下發“渝教基發【2020】13號”文件《關於做好2020年普通中小學教學用書選用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13號文件”)。

13號文件相比於以往同類通知,最為明顯的,即其“有關要求”下第四項增加瞭較長的一段文字:“教材選用應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保證選用過程規范、有序。區縣(自治縣)應建立健全教科書選用委員會,教科書選用工作接受教育紀檢監察部門的全程監督;區縣(自治縣)教育部門應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擬更換學科教材版本的公告征集;學科專傢組由教育紀檢監察部門在學科專傢庫中隨機抽樣產生,學科教材評審必須堅持‘盲審’制度;……”

該項內容,基本是對教育部相關要求和法規中內容的具體引用,並進行瞭強調和具體化。

“但他們顯然是頂風而來,一是頂著這個上級文件,不搞‘盲選’,在方方面面不遵守規則,明著破壞規則;另一方面,他們頂著疫情調研、研討,也準備頂著疫情,不顧忌教師、學生們的意願,進行教材更換和後續數萬名一線授課教師的教材培訓。”相關人士稱。

相關文件顯示,有出版方已將各區縣具體情況反映至重慶市教委,但截至發稿時,各區縣各自回復信息稱,其行為不構成違規、違法,但均未對具體被反映行為作進一步解釋。而重慶市教委,則向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發文稱,將進行行政復議。

截至發稿,重慶市教委、江北區教委、北碚區教委相關負責人均未對采訪做出更多回應。重慶出版集團李某未接受本報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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