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的記憶:敦煌文物之傷

敦煌藏經洞發現距今已有118年瞭,而當時保存的5萬多卷藏書中僅有8000多卷留存敦煌,4萬多卷流失到海外。

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圓籙無意中發現瞭藏經洞,5萬多卷古代文書重見天日。藏經洞的古代文書內容涉及宗教、歷史、文學、藝術、人民生活等方面,文字有漢、藏、梵、於闐、龜茲、粟特、突厥文等,其中漢文最多,藏文次之。這些珍貴的文物中除瞭大量的佛、道、儒傢經典外,還有史籍、詩賦、小說、民間文學、地志、戶籍、賬冊、歷書、信札等。文獻最早紀年是苻秦“甘露二年”(359),最晚為南宋慶元二年(1196),延續時間長達12個世紀,相當於我國歷史上十六國,北魏、隋、唐、五代及宋朝的歷代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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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的記憶:敦煌文物之傷

沉痛的記憶:敦煌文物之傷

得知此消息,國傢文物局10月21日向該社傳真瞭《關於停止拍賣中國流失文物的函》,其中提到,請你會社遵守相關國際公約精神,尊重中國人民的感情,停止拍賣非法流失的中國文物,我局將對有關文物保留追索權利。橫濱國際拍賣相關負責人表示,確實收到瞭相關文件,調查後最終決定撤拍,將拍品返還給瞭委托人。

據瞭解,這是國傢文物局首次成功叫停海外中國流失文物拍賣。此前,2009年,在法國巴黎大皇宮舉辦的“伊夫·聖洛朗與皮埃爾·貝爾熱珍藏”專場拍賣會上,圓明園鼠首和兔首銅像被法國佳士得拍賣行高價拍賣,引發華人世界的抗議潮。國內曾組織瞭近百人的律師團赴法抗爭,國傢文物局也曾多次約見並致函佳士得有關負責人,但終究沒能阻止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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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函中提到的這些文物為大谷光瑞等從中國非法劫掠而來。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是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願寺第22代法主,1902年至1913年期間,大谷光瑞曾先後組織過三支探險隊深入中國西北地區,足跡遍佈我國新疆、內蒙古、甘肅、青海、寧夏等40餘座城鎮,294個佛跡點。通過亂挖、亂掘和切割等破壞手段,在中國掠奪走瞭數以十萬計的珍貴文物。這些文物多數是通過大連港登船運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當數漢籍圖書與碑拓,給中國文物古跡造成瞭極大破壞。大谷光瑞還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在日本曾享有極高的社會地位。然而,據媒體報道,對於國傢文物局公函中提到的幾件標的為大谷光瑞等“從中國非法劫掠的文物”的說法,橫濱國際拍賣相關人士僅表示“還沒有最後核實”。

針對日本橫濱國際拍賣株式會社撤拍中國流失文物一事,國傢文物局強調,我國一貫反對並譴責買賣非法流失文物的行為,“對於任何確認為非法流失的中國文物,將保留追索的權利”,並“希望有關機構和個人認真遵守相關國際公約精神,尊重文物原屬國人民的感情,不買賣非法流失的他國文物,不以此類文物為名進行商業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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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國際拍賣官網

值得一提的是,在向橫濱拍賣行發出公函的前一天,文物局剛剛頒佈瞭一個《文物拍賣管理辦法》,首次明確提出“被盜竊、盜掘、走私的文物或者明確屬於歷史上被非法掠奪的中國文物”不得拍賣。這表明瞭政府對於歷史上被列強掠奪文物和近年來國內猖獗盜墓、走私文物出境的堅決態度。而一天後叫停橫濱的拍賣舉動,也許就是政府表明態度的一次莊嚴亮相。

被非法掠奪的中國文物不得作拍賣標的

2016年10月20日,國傢文物局印發《文物拍賣管理辦法》。《辦法》指出,被盜竊、盜掘、走私的文物或者明確屬於歷史上被非法掠奪的中國文物等幾類物品,不得作為拍賣標的。

以下物品適合國傢文物局規定中的拍賣物品:

  • 1949年以前的各類藝術品、工藝美術品;
  • 1949年以前的文獻資料以及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手稿和圖書資料;
  • 1949年以前與各民族社會制度、社會生產、社會生活有關的代表性實物;
  • 1949年以後與重大事件或著名人物有關的代表性實物;
  • 1949年以後反映各民族生產活動、生活習俗、文化藝術和宗教信仰的代表性實物;
  • 列入限制出境范圍的1949年以後已故書畫傢、工藝美術傢作品;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物品。

拍賣企業申請文物拍賣許可證,也有條件要求:有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註冊資本,非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企業;有5名以上文物拍賣專業人員;有必要的場所、設施和技術條件;近兩年內無違法違規經營文物行為;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以下物品不得作為拍賣標的:

  • 依照法律應當上交國傢的出土(水)文物,以出土(水)文物名義進行宣傳的標的;
  • 被盜竊、盜掘、走私的文物或者明確屬於歷史上被非法掠奪的中國文物;
  • 公安、海關、工商等執法部門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沒收、追繳的文物,以及銀行、冶煉廠、造紙廠及廢舊物資回收單位揀選的文物;
  • 國有文物收藏單位及其他國傢機關、部隊和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等收藏、保管的文物,以及非國有博物館館藏文物;
  • 國有文物商店收存的珍貴文物;國有不可移動文物及其構件;
  • 涉嫌損害國傢利益或者有可能產生不良社會影響的標的;
  • 其他法律法規規定不得流通的文物。

《辦法》提到,國傢對拍賣企業拍賣的珍貴文物擁有優先購買權。國傢文物局可以指定國有文物收藏單位行使優先購買權。優先購買權以協商定價或定向拍賣的方式行使。以協商定價方式實行國傢優先購買的文物拍賣標的,購買價格由國有文物收藏單位的代表與文物的委托人協商確定,不得進入公開拍賣流程。

敦煌浩劫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西北是世界各國探險傢的樂園。一些探險隊在未經中國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在此肆意盜竊文物,非法竊取中國文化遺址的物品,造成中國文物大量流失。敦煌藏經洞,擁有寶藏無數,美輪美奐的壁畫和泥塑表現瞭極高的藝術造詣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然而,自1900年被發現後,敦煌寶藏的災難便降臨瞭。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帶著中國翻譯蔣孝琬,跑到藏經洞來。他千方百計誘騙千佛洞主持王道士,揀選瞭24箱古寫本,五箱古畫和絲繡品,計一萬餘件,全部運抵倫敦大英博物館。而他為這些稀世奇珍隻付給王道士500兩銀子和交瞭130鎊稅金。1914年,斯坦因又從這裡騙走五大箱手稿,計有600多卷佛經。其中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剛經》,是印刷史上極為罕見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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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帶走的敦煌藏經洞出土經卷

接踵而來的是法國人伯希和。他從吐木休克和庫車已經攫掠瞭許多珍貴文物,其中有用庫車早期文字所寫的佛教經典。在敦煌密室裡,伯希和翻閱瞭三個星期,將斯坦因遺漏未取的全部精品捆載而去,付出的代價仍然是區區500兩白銀。同時,他還逐洞攝影,編印出六大本《敦煌千佛洞壁畫集》。幾年後,千佛洞被白俄士兵嚴重破壞,竟使這批照片成瞭反映幹佛洞壁畫原貌的稀有資料!

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從這裡騙走瞭約600份經卷,俄國的鄂登堡不僅盜走許多彩色塑像,還盜走瞭200多份手稿。

美國人來到敦煌時,這裡易於攜帶的文物已經不多瞭,因此他們把註意力轉向大型壁畫和雕塑。1924年,蘭登·華爾納用樹膠粘走36方唐代壁畫,還盜走一尊精美的盛唐彩塑菩薩像,又在涇州下王母廟石窟盜走七個菩薩頭像、一段唐代菩薩殘軀,在居延海黑城子盜走一尊彩塑佛像、幾方壁畫。由於增加瞭這些文物,哈佛小小的福格博物館頓時身價百倍。次年,野心膨脹的華爾納又帶著大批膠佈,企圖粘走完成於公元538至539年一個洞窟的全部壁畫,由於當地憤怒的百姓群起攻之,才未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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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頭部 克孜爾石窟 現藏美國西雅圖博物館

據統計,現在敦煌遺書在國內僅存2萬件,而英國大英圖書館東方寫本部有1.37萬件,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有6000件,俄羅斯聖彼得堡亞洲民族研究所有1.2萬件,英國印度事物部圖書館約2000件;此外,日本、美國、瑞典、奧地利、韓國也有敦煌文物收藏。除此之外,黑水城的西夏歷史文化遺跡、樓蘭古城遺址、於闐古國遺址、龜茲石窟、高昌佛教遺跡、怯盧文木簡和西北的魏晉簡牘,疊遭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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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大英博物館在第7展廳舉辦敦煌展覽

自從一九OO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以來,數萬卷古代文書公諸於世,引起瞭各科研究者的高度重視。敦煌由於特殊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不僅保存瞭大量的壁畫、彩塑藝術,也保存瞭大量的書法墨跡。敦煌書法的出土對研究我國古代書法發展史,特別是隋唐,乃至魏晉、秦漢書法藝術發展史方面有著不可估量的貢獻。

敦煌書法范圍教廣,一般藏經洞出土的遺書書法為主,另外還包括敦煌地區古遺址中出土的漢代漢簡書法、石窟題記以及現存的碑文書法等。

敦煌遺書包括瞭由晉、十六國、一直到北宋的4萬多卷墨跡,是研究中國文字楷化時期的歷史及其書法藝術最豐富、最系統的第一手資料。敦煌遺書的書體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和地域特點,稱之為“經書體”。“經書體”源於漢代的“簡書體”,完成於唐代的楷體,是兩晉以後抄寫經卷的重要書體。它詳盡的記錄瞭中國文字隸變以後楷化的全過程,對文字的發展起瞭重大的推動作用。

敦煌遺書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種。有歐陽詢書《化度寺豈禪師塔銘》、柳公權書《金剛經》、唐太宗李世民書《溫泉銘》,甚至還有王羲之17帖臨本3帖。這些拓本和臨帖極為寶貴,是現在罕見的唐代墨跡珍品。

敦煌遺書中關於書法理論的寫本有三葉殘卷,頗令人註目。其一是論述寫字方法的,對筆劃的比例關系,粗細、長短、寬狹、字與字的大小關系都有詳盡和精辟的論述。其二和其三為王羲之書論,“筆勢論”殘卷,為民間傳說中的王羲之書論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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幡 敦煌藏經洞出土 大英博物館藏

敦煌寫卷中的硬筆書法,是書法史未曾記載的民間創造。這裡所謂硬筆,當時為木筆或葦筆。從甘肅出土的實物來看,硬筆尖端劈為兩瓣,完全與今日的蘸水鋼筆尖相同。這說明我國硬筆書法自古有之。

由於敦煌在歷史上曾被多民族占據過,因此,在遺書中還保存瞭許多種少數民族文字的寫卷。有梵文、蒙古文、回鶻文、西夏文、吐蕃文等等。其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數量最多。這些寫卷均系毛筆或硬筆書寫,相當工整流利,富有節奏感和獨特的審美情趣,具有較高的書法藝術價值。

敦煌遺書寫卷,絕大部分用筆抄寫,為古代民間書法大成。卷子的抄寫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寫經生或一般庶民。他們常年抄寫,熟能生巧,久書成藝。有的書寫雄強勇猛、大刀闊斧;有的書寫嫻熟娟秀,溫文爾雅。書體行、草、隸、篆皆備,豐富多彩,表現自然質樸,機動靈活。其功力法度,審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贊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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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後的唐代絹畫《報恩變》 敦煌藏經洞出土 大英博物館藏

在敦煌莫高窟492個洞窟內的壁畫中,保存有大量的珍貴墨跡。一為佛畫榜題,一為供養人題記,均為創作壁畫的畫工書寫。這些墨跡題記雖數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數精良外,大部分為畫工信手之作,多有錯別字。但書體具有古樸稚拙的鄉土氣息。

敦煌地區遺存有唐代至清代許多碑碣。其刻寫的時代不同,書法的格調也各有幹秋。其中唐初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為碑中精品。其碑雖為楷書,但有魏碑風格,結體及用字怪異,為後世罕見之碑。

敦煌地區的漢代遺址中先後出土瞭約17480多枚漢代簡牘,在我國已發現的漢代簡牘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漢代簡牘是研究我國漢代歷史最珍貴的資料。同時也是研究兩漢書體演變和書法藝術的第一手資料。敦煌漢簡的出土,把隸書的成熟期由過去人們公認的東漢晚期提前到瞭西漢中期,從中看出古隸向漢隸轉化的劇變和成熟過程。漢簡書法承上啟下,開啟瞭後世的楷、行、草書。

敦煌書法,從西漢的漢簡書法始,到清末的碑碣書法止,時代久遠,數量巨大,書體之多姿、筆法之變異、風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嘆為觀止,是中國書法史最珍貴的歷史資料。

大谷光瑞是何許人

叫停橫濱拍賣事件中提到的大谷廣瑞,1876年出生,是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願寺第22代法主。作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極高的社會地位。但作為一個隨侵華日軍一起踏上中國土地的掠奪者,這位披著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給中國文物古跡造成的破壞之大,恐怕也無人能及。

大谷曾先後組織過3支探險隊,在中國掠奪走瞭數以十萬計的珍貴文物,這些文物多數是通過大連港登船運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當數漢籍圖書與碑拓。據說這些圖書中僅孤本、珍本就多達數千冊,而總數則超過40000冊。

大谷廣瑞不僅是一個中國文物的貪婪掠奪者,同時還是一個瘋狂的破壞者。由於他本人並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隊員也都是對考古一竅不通的年輕僧侶,比如發現《李柏文書》的橘瑞超,當時隻是一個不滿20歲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對出土時的情況做記錄,以至於後人在研究《李柏文書》時,有很多疑團已無法破解。這些年輕僧侶在所謂的考古過程中,往往會雇用當地老百姓亂挖亂掘,其對遺址古跡所造成的破壞,甚至比盜墓賊還要嚴重。

大谷光瑞幼名峻麿,法號鏡如,京都府人,於1892年與京都貴族九條道孝公爵的三女兒九條籌子訂婚,而九條道孝的四女兒九條節子已於1889年許配給明治天皇的太子嘉仁(嘉仁即後來的大正天皇,節子即後來的貞明皇後),從而大谷光瑞成為瞭大正天皇的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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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谷光瑞

佛教是唐代時由中國傳入日本的,因而中國成為許多日本僧人向往的地方。1899年1月,二十三歲的大谷光瑞借“尋佛教之根”之由,用瞭四個半月,訪問瞭中國的十五個城市,對他觸動很大。1900年1月,大谷光瑞又以調查佛教遺址為名訪問瞭印度。1901年,他又考察瞭英、德、法、俄、瑞典等國傢,接觸瞭以探險為名掠奪中國文物而出名的“探險傢”們,如斯文·赫定與斯坦因等,參觀瞭各國博物館。當看到各國探險隊從中國掠奪的大批文物珍寶,大谷光瑞十分眼熱,對斯坦因等中亞探險的收獲,更是感到震撼,萌生瞭到中國尋寶的念頭。

於是,大谷光瑞組建瞭一支有別於歐洲人的探險隊。歐洲的探險隊清一色基督教徒,而他的探險隊全都是佛教徒;歐洲人探險僅限於我國新疆,而大谷光瑞的搜尋區域覆蓋瞭我國的整個西北地區。他們在財政方面的基礎則是近一千萬日本信徒施舍的財物,因此大谷探險隊的活動近似於私人性質。

第一次探險(1902-1904)由大谷光瑞率領渡邊哲信、堀賢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圓等人,自倫敦出發,經撒馬爾罕、浩罕,進入喀什噶爾。途中大谷光瑞獲悉父親去世的消息,急忙趕回國繼任西本願寺法主。留在新疆的渡邊哲信和堀賢雄,先考察瞭塔什庫爾幹、葉爾羌、和闐、阿克蘇等地,於1903年3月到達庫車、拜城一帶考察,探訪瞭克孜爾千佛洞等7座石窟寺,獲取大量佛教文物。隨後,兩人帶著搜集品,經迪化(烏魯木齊)、蘭州、漢口等地,於1904年4月返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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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探險(1908-1909)起自1908年6月,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野村榮三郎二人從北京出發,穿越蒙古進入準噶爾盆地,調查吐魯番周圍遺跡。次年2月, 兩人在庫爾勒分手,野村榮三郎在庫車周圍進行盜掘、調查,然後經阿克蘇到達喀什;橘瑞超則進入羅佈沙漠,並在樓蘭發現瞭著名的《李柏文書》。《李柏文書》 是目前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中國紙本書信實物標本,文書中出現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樓蘭所發現的全部文書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載的人物。學界普遍認為,《李柏文書》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考古價值,同時也是堪與《蘭亭序》相媲美的書法藝術精品。然後,橘瑞超沿南道經若羌、和田抵達喀什。兩人會合後翻越喀喇昆侖山口進 入印度河畔的列城,歷時18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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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文書》

第三次探險開始於1910年8月,大谷光瑞首先帶著橘瑞超遊覽瞭歐洲各國,先後會見瞭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勒柯克等著名的西域中亞探險傢,從他們那裡得到瞭各種有關中亞西域的最新情況和知識。10月,橘瑞超從倫敦出發,從俄國入境至塔城,經烏魯木齊、吐魯番,再次進入樓蘭遺址,然後又從且末北上橫穿塔克拉瑪幹沙漠到庫車,經喀什、和田進入西藏北部,再取道且末、若羌抵達敦煌。1911年,中國國內爆發瞭辛亥革命,形勢發生較大的變化。大谷光瑞長時間沒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瞭,便決定於同年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尋找,吉川經上海、武漢、蘭州,於1911年10月5日到達敦煌,首先拍攝瞭洞窟。在敦煌期間,吉川一方面派人,並向新疆各地打電報尋找橘瑞超,一方面又在敦煌進行盜寶活動,在敦煌先後得到瞭一些寫經、文書並騙取瞭幾尊彩塑。

此時,橘瑞超也正由新疆的若羌裝扮成維吾爾人向敦煌進發,在路上碰到瞭一位從敦煌回來的維族人,知道瞭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正在尋找他的消息。於是,橘瑞超急忙向敦煌趕去,於1912年1月26日到達敦煌,並與在那裡的吉川會合。在敦煌他們分別從王道士及其他人那裡買到一些敦煌寫本。1912年,王道士將自己私下藏匿的部分文物賣給瞭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此時,大谷光瑞一再催促他們回國,於是二人分別行動:吉川前往吐魯番,橘瑞超前往安西。

在安西,橘瑞超又收到國內電報,要求他馬上中止活動回國,於是他隻好回頭,趕上吉川一起經哈密到吐魯番,吉川決定在吐魯番繼續發掘,橘瑞超則前往烏魯木齊,取道西伯利亞回國。吉川繼續在吐魯番工作,到1913年2月才離開吐魯番,經焉蓍到庫車,調查瞭庫木吐拉、蘇巴什等地後,又西進喀什,南下和闐,北上伊犁,最後東返烏魯木齊,經吐魯番、哈密、敦煌、酒泉等地,於1914年5月至北京回國,從而結束瞭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的三次中國西北考察活動。

大谷探險隊的三次考察活動,其收獲結集為《西域考古圖譜》、《新西域記》等書。其他著作則收錄於《大谷光瑞全集》中。

大谷探險隊的三次探險活動,與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險隊不同。大谷探險隊的人員構成本身不是學者,更是對考古學一竅不通,而且他們考察的范圍也過於廣泛,很大程度上是以盜寶為目的進行的,他們所發掘的東西由於沒有很好的記錄,其資料意義與價值大大降低。大谷光瑞先後三次親率或派遣大谷探險隊,深入中國西北地區探險,考察。三次探險的隊員共有十八人,歷時五年零十一個月,行程一萬八千公裡,足跡遍佈我國新疆、內蒙古、甘肅、青海、寧夏等地四十餘座城鎮的 近三百個佛跡點,其中就包括拜城克孜爾千佛洞。年輕僧人往往會雇用當地老百姓亂挖亂掘,其對遺址古跡所造成的破壞,甚至比盜墓賊還要嚴重。他們從中國帶走 瞭據估計達數以十萬計的珍貴文物,給中國西北地區文化遺存和古跡古物造成瞭嚴重的破壞。大谷曾將藏品目錄與探險隊員的部分日記一起,發表在《新西域記》 中。

大谷探險隊的三次探險到底竊取、掠奪瞭我國多少文物,至今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不過,大谷探險隊僅第三次探險就竊取文物86箱文物,重達6731公斤,其中在吐魯番竊取的文物就有70多箱。大谷光瑞本人稱所竊取的文物“在時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種類上也多種多樣,頗為豐富”,“出土文物予以區分的話有佛典、經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書、繪畫、雕塑、染織、刺繡、古錢、印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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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羅門‘’獨樓那”佛傳故事“八王爭分舍利”局部 克孜爾第224窟 現藏日本東京國立中央博物館

據瞭解,大谷探險隊帶回日本的有庫車、拜城、庫木吐喇出土的塑造菩薩頭像。這些頭像色彩保存得很好,可謂表現瞭典型西域樣式的精美作品,其中引人註目的是 從肖爾楚克千佛洞帶回的武士頭像。他們從昭怙厘佛寺帶走的國寶級文物舍利盒外壁圖畫中所描繪的龜茲樂舞,就屬於蘇幕遮戲的一部分。《蘇幕遮》於唐代傳入中 原後,轟動京城,對中原傳統文化產生巨大沖擊,受到幾代帝王的喜愛和文人的謳歌。

在大谷探險隊掠奪的文物中,包括10具被人們習慣性稱為“木乃伊”的高昌古屍。這些古屍大多來源於距吐魯番不遠的兩個古墓地,那裡是高昌王國和唐西州時期的公共墓地。1910年到1914年間,“大谷探險隊”以破壞性的方式挖開古墓,發現瞭這些“木乃伊”。因為在“木乃伊”身上發現瞭絲綢殘片,由此判斷他們生前是達官貴族。由於當時交通不發達,大谷探險隊隻能用最簡單的木箱子裝上“木乃伊”,用駱駝運出新疆。

這期間,大谷光瑞於1913年還受到瞭孫中山的接見,並在其推薦下出任中華民國政府顧問;1914年2月,5名本願寺僧侶被抓進京都監獄,罪名是侵吞挪用教團附屬的慈善會財團及共保財金資金。5月,大谷光瑞引咎退位,辭去法主職務。大谷光瑞第二年定居到大連,成為滿鐵公司的文化與宗教事務幕後顧問及大東亞建設審議委員會委員。

後來,大谷光瑞成為瞭一個狂熱的侵華支持者,是日本殖民當局奉行擴張、掠奪政策的先鋒人物。他曾出版過《滿洲國的未來》一書,直言“滿洲必須在日本的保護下培育發展”,侵略與掠奪的思想充斥全書。1938年,他針對“七七事變”後的時局,寫下《中國事變後對策》一書,極力主張擴大侵華戰爭,這本書也一度被日本關東軍高層奉為經典,要求高級將領人人研讀。1939年至1941年,大谷主編出版瞭《大谷光瑞興亞論叢》《大谷光瑞興亞計劃》,鼓吹“南進”論,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效力。後來,他還歷任日本近衛文麿,小磯國昭內閣參議、內閣顧問等職,力主對華采取強硬措施。

大谷探險隊三次活動的收藏品主要存放於日本神戶郊外大谷光瑞的別墅“二樂莊”,並委托一些大學教授為他整理、分類編目。其部分寄存在帝國京都博物館(後改稱京都帝室博物館、恩賜京都博物館,今為京都國立博物館)。大谷於1912年11月曾在二樂莊舉辦過收藏品展覽,1915年又將所得精品,影印刊佈在《西域考古圖譜》中。1914年,大谷光瑞辭掉法主職位,其收藏品也隨之分散,一部分隨二樂莊賣給久原房之助,後來久原將所得藏品寄贈給朝鮮總督府博物館,今藏漢城國立中央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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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頭 克孜爾第224窟主室側壁說法圖局部 現藏日本東京國立中央博物館

大谷還將一部分文物賣給古董商,賺取瞭大量金錢。而最近橫濱這次的六件拍賣品,是屬於大谷早年轉賣出去的?還是其捐贈文物的博物館、美術館委托拍賣的?或是大谷後人拿出來的?目前還無從得知。

1915年,大谷光瑞的約20000冊漢籍,裝成250多箱,由神戶登船運抵旅順,收藏於大谷的居所裡。1925年11月,大谷從滿鐵公司得到瞭一筆巨額資助,作為回報,他將這批漢籍中的一部分寄存於滿鐵圖書館。1925年11月,大谷光瑞因去南洋考察經費短缺,向滿鐵會社借瞭一批巨款,以“寄存”在滿鐵圖書館的圖書做抵押。1930年,大谷光瑞無錢償還借款,隻好將這批圖書抵債,歸滿鐵大連圖書館所有,被稱為“大谷文庫”。與此同時,滿鐵圖書館也開始在大谷的指導下大量收藏漢籍,並撥出特殊經費支持這項活動。

大谷光瑞抵押給滿鐵圖書館的這批藏書,共有漢籍5000餘冊,西文圖書約300冊。其中還包括日本刻本170餘種,日文和漢文抄本25種。從目錄學角度來說,它們幾乎涉及中國古籍分類中的經、史、子、集、叢各部類。在180餘種明清小說中,有數十種國內外孤本,其中亦不乏稀有珍本,如明刻本《警世陰陽夢》、清初刻本《後水滸傳》等,已被公認為價值連城的稀世之珍,而《醒名花》還是世上唯一完整的版本,清朝乾隆以前刻本竟達200餘種。在300冊西文圖書中,多為明末清初之際來中國傳教的西方傳教士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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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頭部 克孜爾第175窟主室正壁 現藏日本東京國立中央博物館

後來,部分旅順的藏品又運回西本願寺,後寺廟將其捐贈給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其中就有那本《李柏文書》。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當時大谷光瑞正在大連策劃一個龐大的移民計劃,要把日本青年團10萬人移住到印度。由於日本戰敗,這項計劃也成瞭泡影。1946年1月5日,大谷以患膀胱腫瘤為由住進醫院。6月4日,他被中方以間諜嫌疑罪拘留。7月14日被釋放後又幾度進出醫院。1947年2月28日,大谷光瑞混上日本人遣返船隻“遠州丸”回到日本,第二年病死。

新中國成立以後,收藏在滿鐵圖書館的大谷文庫中,有600多冊敦煌文獻被國傢圖書館征走,其餘被整體移交至大連圖書館。除瞭最早的250多箱漢籍,大谷光瑞在大連定居的30餘年間,也一直積極配合滿鐵在中國各地不斷掠奪漢籍。以地方縣志為例,滿鐵圖書館中便收藏著1000多個縣志,幾乎涵蓋瞭中國所有的縣。正因如此,大連圖書館的滿鐵資料,孤本、珍本明清小說和縣志使該館得以傲視天下。

流失在外的敦煌文物

在敦煌的藏經洞陳列館裡,進院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這塊傷心的臥石,陳寅恪的字是黑色的,沉沉的刻在上面,方佛聽得見老先生的咳嗽。從此我就記住瞭這句話。 ——曲向東

“……姍姍來遲的美國哈佛大學考古調查團,由華爾納率領,於1924年初首次來敦煌。此時,藏經洞已是空無一物,華爾納不甘心空手而歸,便把劫掠的目標轉向石窟,他用塗有粘著劑的膠佈片敷於石窟壁畫表層,剝離瞭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唐代壁畫精品十餘幅,並連同第328窟正壁龕內左側的一尊唐代供養菩薩塑像,掠至美國,入藏福格(Fog)藝術博物館(今轉藏Sackler博物館)。”有人說,時間能沖淡一切,但是有些東西我們不能讓時間從我們身邊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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