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正義VS程序正義:國人重結果思維之形成

最新一季《中餐廳》中,黃教主那聲”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直接點爆夏日的烈陽。人們紛紛拿出自己的領導與之對比。當人們一吐槽,我們才發現這種隻重視”完成指標”的領導,在中國竟然隨處可見。扣除教主那種”外行領導內行”式的領導外,最讓人頭疼的莫過於”不關心經過,隻關心結果”的領導。明明是他們自己定下的公司規章,不允許隨意加班。但是,又喜歡讓員工在短期內完成無法完成的工作量,迫使手下無償加班。

結果正義VS程序正義:國人重結果思維之形成

【講道理教主原話是讓楊紫去看醫生,可惜用詞實在太像某些領導】

仔細回想,這種”隻看結果,不問過程”的思維,幾乎烙印進國人的文化基因。絕大部分中國人都闖過幾次紅燈,僅僅是為省去2-3分鐘的等待時間。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每十萬中國人便有18.8人死於事故,超過世界平均水平17.4。若單算同等富裕程度的國度,那中國的事故率遠遠超過大部分國度。國內外的許多社科人員給中國人貼上”不守規則,隻重結果”的標簽,並非無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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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交通事故統計】

這種隻重視結果,不重視過程的心理究竟來自哪裡?

歷史上的”結果正義”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個概念,”重視結果”在司法上有一個專有名詞——結果正義。它對應法學生最常掛在嘴邊的”程序正義”。二者之間的差異也很好理解:前者重視結果的正確,哪怕執行的過程不符合司法條例也無不可;後者熱衷於按部就班地照著規章制度去做,哪怕所有人都知道犯人是誰,隻要他能過”司法鑒定”這一關,那便算無罪。(參考辛普森殺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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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記者采訪美國民眾如何看待”辛普森殺妻案”,大部分的回答為”肯定是他幹的,但我覺得判得公正”】

在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講究”程序正義”的時期。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各諸侯國為瞭強化自己的統治,紛紛將各地的”習慣法”整理成文,並刻錄在銅鼎或者竹簡上。那些膾炙人口的故事告訴我們,這時的司法非常重視程序,哪怕明知這麼做會帶來”壞結果”。比如著名的”荊軻刺秦”,殿外的衛士隻需要推開大門便能拯救自傢大王。但按照法律,沒有王的號令任何人不得攜帶武器進入大殿。所以,衛士和大臣隻能眼睜睜地看著秦始皇被荊軻追殺卻無計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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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中國人都知道”圖窮匕見”的典故,卻不會關註過程中的”程序正義”】

司法程序可以得到如此尊重,與法律的”接地氣”有關。哪怕作為征服者的秦國,也必須吸收敗者的部分律令作為補充才行。以出土的《雲夢睡虎地秦簡》為例,其中有一份《效律》講述瞭地方物資的管理以及審查制度。但是,同一份竹簡中已經出現瞭《倉律》(註:秦國原本的律法)。現代學者考證,這是秦國律法在被征服地區出現水土不服,迫使官員們采納一些被征服者的法律。

這印證瞭法律系統的先進與否還在其次,關鍵是能否被人民所接受。現代法學生穿越到兩千年前,恐怕一身本領無用武之地。他的所學在當時根本不被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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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者最好還是像原著中的項少龍一樣,是一位2米多的特種兵】

同一個民族的人會隨著時間推移,逐漸地改變自己的價值觀和司法體系。同一國度的人也會因為地域的阻隔,使用兩套迥然不同的法律。秦始皇完全統一七國後,下令在全國范圍統一度、量、衡,並且廢黜六國舊習,改用秦國的法律。可是,偌大的中國地形十分復雜,號稱”十裡不同音,百裡不同俗”。秦國在關中地區可以推行的法律,硬是套在其他六國,註定會引發激烈反彈。

雖然實際執行的時候,官員們會吸收一些被征服者的法律,作為二者之間的緩沖。但是,相對於中央的高壓政策,這點緩沖根本於事無補。被征服的六國與秦國中央的不可避免地產生對抗,而且愈演愈烈。以楚國人為例,地處南方的他們有著很濃鬱的巫術傳統,敬鬼神、拜天地。楚地無論貴族還是平民都喜歡在辦事前占卜一下,這與秦人重視紀律、等級的習慣迥然不同。楚國所轄的領土有大部分密佈原始雨林,根本沒辦法建立起秦制的中央集權。所以,楚國保留著相對完整的分封制度,各地習慣於聽從各自的封君而非中央的流官。這些封君有秦軍南下時的帶路黨,也有項氏叔侄這樣反抗者的後代。每當秦王試圖強化秦律在楚地的影響力時,楚國人就會在各自主君的帶領下,反抗秦國強加於他們頭上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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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貴族最終成為滅秦主力】

最終,秦朝在六國的劇烈反彈下走向滅亡。後世歷代王朝吸取秦王朝的教訓,對地方豪強不敢壓迫太甚。雖然,歷代王朝都用著同一部法典,可是實際操作時會讓地方官”便宜行事”。相對懷柔的政策下,地方力量不再像六國勛貴那樣直接用暴力對抗中央,卻也失去瞭對法典的敬畏之心。地方官隻需要用各種手段完成中央指標,讓自己的履歷本看上去很漂亮即可。他們行使地方司法權時,不再像戰國王室、貴族那樣嚴格地遵守法典程序,而是偏向於”結果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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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武德充沛的先秦貴族,後世地方官德性太差】

散沙化的社會,缺乏監督的個人

將”追求結果”描述為中國人的國民性,無疑是有失偏頗的事情。人類本能的惰性,希望通過更簡潔的方式達成自己的目的。如果人類是老虎這樣的”獨行俠”,那麼這種做法無可厚非。可是,人類終歸是群居生物,若事事按照個人想法行事,集體將失去秩序。因此,集體的組織結構越是嚴密,每個人受到的監督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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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維京人便以遵守規則和秩序聞名】

赫赫有名的維京海盜就是程序正義的產物。根據北歐習慣法,一個維京戰士按部就班地完成瞭首領的指示,導致整個劫掠活動的失敗。首領也不能因此處罰這名戰士,更不能將鍋甩給他;反之一名戰士沒有按照首領的命令行動而成功,首領也有權將其處決。

這套規則束縛著維京社會的所有人,包括上位者。哪怕某人貴為伯爵,想要殺死某個農民,也必須經過審判。如果自由人大會宣佈農民無罪,伯爵也會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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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京傳奇中的男主角曾被伯爵逼入絕境,但通過習慣法中的”決鬥”,一舉扭轉局勢】

而維京社會的法律能做到這一點,和維京人自發產生的監督規則密切相關。斯堪迪維納亞氣候寒冷,人們想要生存下來必須通過貿易和劫掠。無論貿易還是劫掠,都需要嚴密的組織配合。在這個組織網絡中,所有人是所有人的監督者。維京首領有權分配每次劫掠所得的戰利品。但是,首領分配戰利品的過程必須透明且公正,在場的所有戰士都是他的監督者。如果有人覺得首領的分配不公,侵犯到瞭自己的個人權益,便有權提出決鬥。勝利者將擁有戰敗者的一切,包括地位與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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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京人的戰鬥力來源於他們公平的社會規則】

中古以前,中國社會也如維京人一般運轉。地方豪強可以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塢堡,統轄成千上萬的部曲。由於交通不便,再加上朝廷對人口流動的管制,地方上逐漸形成自己的秩序規則。電視劇《破冰行動》根據真實事件改編。某個村子全村販毒,領頭人需要按照古老的宗族程序給全村人分配利益。如果某個人觸犯瞭這套程序,無論他是誰都將被全村排擠。中古以後,隨著社會流動的增加,青年人逐步往城市移民。大半個中國的宗族體系便隨之瓦解。

除瞭維京人和中國宗族這種自發產生的監督機制外,官府也可以做到監督所有人。但是在古代,由官僚機構發起”自上而下”的監督有兩條致命傷:1. 軟件上,司法機構處於皇權之下,皇帝有著最終的解釋權。這導致監督機構隻能監督草民和低級官員,無法限制上位者。2.硬件上,中國古人的統計學無法做到 “管理到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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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隻有福建兩廣等地還保留著原始的宗族社區】

前者十分容易理解,今天依舊有許多人相信”法律是上位者用來統治大部分人的工具”。後者可能會讓很多人疑惑——統計戶口有這麼難嗎?如果你出生在農村,可能會對黑戶有著非常直觀的印象。當年,為瞭逃避計劃生育,許多傢長在生下女孩後,選擇不報戶口讓自己的女兒變成黑戶。這個固然無法讓孩子享受正常的教育和醫療,卻也躲避瞭國傢力量的束縛。

今天尚且無法做到統計每一個人,何況數學要差得多的古人?因此,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古代人口數據,大部分是現代學者根據考古與檔案推測的結果。古人自己的統計,往往以”戶”作為基礎單位,很難像今天一樣統計到個人。自然就沒辦法用司法手段給每個人一定監督。元以後,中國朝廷開始偏向小政府模式。明清更是將”息訟”作為官員的考核指標,除非大奸大惡不然官府都懶得管。

官府沒有辦法,也不願意去監督,傳統的氏族體系也被瓦解。人們的行為沒有瞭集體的強力約束,開始按本能的”結果正義”行事,不需要考慮他人的感受和利益。

愛冒險的中國人

官府帶頭追求”結果正義”,社會又缺乏有效的監督體系,導致中國人做事”走捷徑”。可是,真正促使中國人熱衷於違反秩序的原因是違反秩序所得到的利益過於豐厚。今天人們常打趣”賺錢的辦法都在刑法上”,古人也喜歡說”人無橫財不富”。

相比歐洲和中東,古代中國對商業的限制更為嚴厲,暴利行業都被官府收歸國有。在漢武帝之後,歷代帝皇都實行對鹽鐵的專賣,有時連酒水實行專營,不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對古代中國人而言,按部就班地賺錢實在太難出頭。朝廷的禁令讓守法的百姓無法分得一杯羹,也變相提升瞭違反司法的收益。明清兩朝都限制私人資本造船出海,卻催生出一大批半商半盜的巨富。他們的存在又給內地的人民巨大的刺激,進一步推行”結果正義”的價值觀。雖然,人民隻看到成功的走私商人,無視瞭埋葬於大海的出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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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是東印度公司的縮寫,鄭芝龍曾隸屬於它】

古代朝廷對那些已經通過”違反秩序”發瞭橫財的人采取拉攏、收買政策。例如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曾經多次襲擊明朝沿海,並通過走私貿易獲得海量財富。但他曾師從東印度公司,有著遠東最強大的艦隊。最後,明朝選擇招安他,並給瞭一個遊擊將軍的官職,還讓他兒子進國子監。這樣的人物在中國歷史中不勝枚舉。他們無疑做瞭一個極其惡劣的榜樣——不在乎你曾做過什麼,隻要成功一筆勾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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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芝龍師從東印度公司,他對海軍統禦力在華人圈中無人可敵】

根據霍夫施泰德的文化維度理論,中國人的不確定性規避指數在世界范圍內偏低。

不確定性規避指數,是管理學上衡量某種文化中的成員面對不確定情況感到威脅的程度。霍夫施泰德的研究中,中國文化的不確定性規避的分為30(滿分100),在主要國傢文化裡面偏低。美國人常被認為富於冒險精神,敢於挑戰未知,但美國文化不確定性規避得分為46分,比中國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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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學者霍夫施泰德】

這種不確定性規避指數更強調對財產、機會的冒險程度。歐美國傢現代化進程早,諸多社會習俗體現著理性化的原則,多數人本能地回避高風險高回報的決斷,尤其當涉及投資、理財等領域時。

他們給人敢於冒險的印象,都是在戶外活動之類的領域——在西方高福利社會,即使是不循常理的叛逆生活,風險也較低。而現代化、市場化仍在進程中的中國,冒險精神恰恰反過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如此火爆,股市中散戶比例之高,都是中國人冒險精神的很好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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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傢墨爾本賭場的顧客有64%為華裔】

“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固然偏激,卻也折射出不少中國人的心理。真去殺人放火發財之人無疑是少數,但通過”走捷徑”獲取巨額的國人回報卻比比皆是。2013年,中國人在大陸嚴厲禁止賭博的前提下,輸掉760億美元。這個數據在當年排名第2,僅次於美國。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數據隻統計瞭輸掉的金額,並未統計敗者的地區。美國的拉斯維加斯有巨量的華裔,澳洲、加拿大等地更是有著海量的中國移民前去賭博。直接隸屬於中國的賭博聖地——澳門,也沒有被算入結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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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於2013年統計的各國賭博輸錢總額】

這些人對國傢禁賭的法律心知肚明,卻依舊敢於冒天下之大不諱一擲千金,僅僅為瞭一夜暴富的幻想。哪怕他們很清楚,自己真的通過賭博暴富的可能微乎其微。可是,觸犯程序後”大發橫財”的可能性,依舊催促著不計其數的中國人將身傢性命投入無底深淵之中。

結語

歷史因素,缺乏監督,一夜暴富讓歷代中國人對”結果正義”趨之若鶩。萬幸的是,隨著普法運動的逐步展開,年輕人越來越有程序概念,尤其是生長在一線的青年人。那些登山、長跑愛好者,往往更享受運動的過程,而不怎麼在乎自己是否拿到第一。同樣,大眾不怎麼關心”一東”的主人和某個”假藥停”是否成功,更關心他們曾做瞭什麼事。人們對於那些依靠偷奸耍滑上位之人,也采用不齒的態度。這些現象都表明,中國人正在回到程序正義的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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