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筆下的“風流”長征

文章摘自:黨史縱覽,作者:劉明鋼。

耿飚是人民解放軍的一名功勛卓著的戰將。在著名的二萬五千裡長征中,他先後任紅四團團長和第一師參謀長,率部斬關奪隘、所向披靡、屢建戰功、聲威顯赫。在他的回憶錄中,第四章寫的就是長征。

耿飚筆下的“風流”長征

耿飚

如今,一提起長征,人們馬上想到的是艱苦:“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 而《耿飚回憶錄》所展現的長征則與現在一般人對長征的理解有所不同。在他筆下,長征不僅僅是歷經磨難,同時也充滿瞭歡樂,書中的一個小標題就是:雪山草地 苦難風流。

蘇區姑娘把繡好的荷包往戰士手裡塞

1934年10月16日,連連受挫的中央紅軍,不得不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當時,大傢並沒有想到要進行長征,更不知道要花上一年的時間,走過艱苦絕倫的兩萬五千裡。當時團長耿飚、政委楊成武率前衛團――紅一方面軍一軍團第二師第四團涉過於都河,邁出瞭戰略轉移的第一步。耿飚清楚地記得,那天的月亮又大又圓,正是陰歷的月半。

秋風吹動著於都河水,吹動著指戰員們身上的單衣。耿飚回首眺望對岸舉著燈籠、火把為紅軍送行的群眾,心中充滿著依依別情。

對於群眾送別的情景,耿飚回憶道:作為“萬裡長征第一步”,現在想想真是平淡無奇。我和政委楊成武、參謀長李英華像往常出發那樣,到各單位駐地檢查瞭群眾紀律,還與當地蘇維埃的同志們談瞭些天氣、收成等傢常話。當地群眾看到部隊開始上門板、捆稻草、打背包、裹綁腿,知道紅軍要打仗去瞭,紛紛前來話別,幾個江西籍紅軍戰士新婚不久的妻子也來送別,大傢便趁機與他們開些玩笑,鬧得新娘子成瞭大紅臉,趕緊離去,躲得遠遠地望著我們出發的隊伍。倒是蘇區的姑娘比較開通,她們把繡好的荷包呀,炒好的瓜子呀什麼的,追著往戰士手裡塞;膽子更大些的,幹脆跟著戰士走一程,邊走邊問“叫什麼名字?”“哪裡人?”“能立功當英雄?”這下該那些男子漢們害臊瞭,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姑娘們便嘻嘻哈哈,三五成群地唱起:“紅軍哥哥打勝仗,哎呀,妹等哥哥快回來……”

紅軍的戰略“轉移”,意味著將有多少夫妻生離死別,多少戰士離鄉背井;但在耿飚的筆下,沒有悲傷,沒有惆悵,卻充滿瞭歡樂與溫馨。

“隻要讓我幹革命,沒有堂客也成!”

紅軍出發前,耿飚正患瘧疾,發高燒、打寒顫。考慮到病情嚴重,上級領導曾準備將他留在地方養病。耿飚十分著急,部隊要行動,自己是指揮員,怎麼能留在後方?他“軟纏硬磨”,終於得到批準,帶病參加“轉移”。

在連續突破國民黨三道封鎖線後,紅四團到達瞭天堂圩。在那裡,耿飚請一位老郎中給戰士們療傷看病。這位老郎中十分和善,看到紅軍戰士忍著病痛還堅持行軍打仗,又是驚訝又是敬佩。當天晚上,他請耿飚住到自己的傢裡,細細地為之切脈配藥,又親自煎瞭湯藥,讓他服下。

耿飚問:“老人傢,能不能把病一下子治好?”

老郎中哈哈大笑:“年輕人,那就難為老朽瞭。俗話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更何況你這是惡性脾寒?”

“可哪有時間慢慢治呀,說不定明天就要上陣!”耿飚誠懇地說。

老者拈著銀髯,沉吟良久:“也罷,在下倒是有一祖傳秘方,不過毒性太大,列祖傳下話來不許輕易使用。待我為你炮制出來,保你一服見效。”

耿飚大喜過望,連連道謝。

“但有一項,此藥服下之後,七毒入血,恐有脫發之險。”老者認真地說。

“要得!要得!”

老郎中嚴肅地說:“脫發乃毀容大忌,若因此連累你尋不到堂客(方言,即妻子――編者註),可是斷人香火的罪過喲!”

耿飚笑道:“不怕不怕!隻要讓我幹革命,沒有堂客也成!”

第二天一早,紅四團就奉命出發。老中醫不違諾言,雖來不及配藥,卻將他的祖傳秘方,抄瞭一份給耿飚。對民間醫生來說,秘方是比生命還重要的,現在他卻將其授於一個過路的紅軍,足見其誠心。老中醫將耿飚拉到一邊,信任地說:“這藥方到你為止,不可再傳,蓋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脈息,我斟酌一夜,對藥量做瞭加減,估計不致脫發至盡,僅稀疏而已。日後調理,仍可再生。”

由於戰事緊張,直到隊伍到達貴州黎平時,耿飚才配齊瞭那副中藥,一劑共三服。隻用瞭一服,嚴重的惡性瘧疾就基本消除。正如老先生所言,服藥後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頭發,伴有手足發麻的感覺,但是並不十分嚴重。耿飚也信守諾言,終生沒有公佈那個藥方。

每每回想此事,耿飚感慨無限:我們革命事業的勝利,有著多少人民群眾的心血啊!

“我的全身完全成瞭血漿,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幹嘔。”

如果說,長征是震驚寰宇的壯舉,那麼,湘江之戰則是這一壯舉中最慘烈、最悲壯的一幕。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紅軍決定在全州、興安之間渡過湘江。當晚,劉亞樓率領的紅一軍團二師抵達湘江後發現,此段防線並無敵人主力,全州空虛。但由於李德指揮延誤,扼守湘桂走廊的全州古城被先到一步的敵軍占領。

紅軍陷入絕境,一場慘烈的血戰不可避免地到來瞭!

當時,耿飚的瘧疾剛發作一次,一陣猛烈的高燒和寒顫過後,他的雙腿虛弱得一點力氣也沒有瞭,連蹲也不能蹲,隻好坐在地上指揮。上級通報對面敵人兵力是9個團;而戰後才知道,實際是15個團。一個團居然阻擊瞭整整15個團,這在現代中外戰爭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

政委楊成武當時年僅20歲,在惡戰中身負重傷。後來,楊成武在《憶長征》中描述這場驚心動魄的血戰:“敵人像被風暴摧折的高粱稈似的紛紛倒地,但是打退瞭一批,一批又沖上來,再打退一批,又一批沖上來。從遠距離射擊,到近距離射擊,從射擊到拼刺,煙塵滾滾,刀光閃閃,一片喊殺之聲撼山動地。”

耿飚身為團長,也揮舞馬刀與敵混戰, 以一當十,如入無人之境。青少年時的他曾跟父親習武數年,體格健壯,身手不凡。藝高人膽大,膽大藝更高。一身功夫幫助耿飚屢建戰功。升任團長後,耿飚仍然習慣手持利刃,沖鋒陷陣,可謂是現代戰爭中的奇才。湘江之役,情況萬分危急,耿飚拖著病痛的身體,又一次與敵人展開肉搏。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尖峰嶺失守,我們處於三面包圍之中。敵人直接從我側翼的公路上,以寬大正面展開突擊。我團一營與敵人撕殺成一團,本來正在陣地中間的團指揮所,成瞭前沿。七八個敵兵利用一道土坎做掩體,直接竄到瞭指揮所前面,我組織團部人員猛甩手榴彈,打退一批又鉆出一批。警衛員楊力一邊用身體護住我,一邊向敵人射擊,連聲叫我快走。我大喊一聲:“拿馬刀來!”率領他們撲過去格鬥。收拾完這股敵人(約一個排)後,我的全身完全成瞭血漿,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幹嘔。

“還是毛主席出來領導好哇!我們紅軍又要打勝仗瞭!”

1935年1月,黨中央在貴州召開瞭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結束瞭“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瞭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消息傳來,耿飚興奮不已,說:“還是毛主席出來領導好哇!我們紅軍又要打勝仗瞭!”果然,中央紅軍攻克婁山關,再取遵義,取得瞭長征以來第一次重大勝利。此時,耿飚已調任紅一師參謀長,參與瞭兩次戰鬥的指揮。

為瞭擴大戰果,耿飚率部乘勝追擊。紅軍追得快,有如天兵天將;貴州軍閥王傢烈的“雙槍兵”(大煙槍和步槍――編者註)戰鬥力軟弱,因此,俘獲極多。耿飚回憶道:一個班的紅軍追到一個小鎮上,發現敵人兩個一夥、三個一群分散逃來,連累帶餓,散在百姓傢裡搶東西吃。這個紅軍班長靈機一動,站在大街上吹起哨子,高喊“集合瞭!”這些“雙槍兵”們就昏頭昏腦出來集合,足有五六十人,紅軍班長問:“還有沒有?快去喊。”敵人也真乖,便老老實實地把那些沒睡醒的叫出來。這時,我們的戰士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聲:“我們是紅軍!繳槍不殺!”敵人傻瞭眼,稀裡糊塗地當瞭俘虜。

耿飚還寫道:我們就這樣一路追下去,沿途到處是疲憊不堪的敵兵,“雙槍將”成瞭“單槍將”――大部分敵兵的步槍都丟瞭。俘虜多得沒法收拾,也來不及往回押,我們就沿途留下一些戰士,看押這些俘虜。看守俘虜的戰士都會一手“絕招”:一律收瞭他們的大煙槍。這些煙鬼們煙癮發作,無論軍官或士兵,全都沒羞沒臊地向我們的戰士磕頭求情,要求讓他們抽一口提提精神。我們的戰士就說:“那可不行,有瞭精神你們就逃瞭。”追擊中還發生瞭這樣一件趣事,師部特務排的一個戰士,隻顧跟著大隊追,沒料到,插到敵人隊伍裡來瞭。這是敵人的一個團部,這個戰士便裝著停下腳步打綁帶,悄悄地等我們上來後告訴我,我說不要驚動他們,帶我們去抓那個團長。結果一陣猛跑,就趕上那傢夥瞭。那團長還回身問我們的戰士:“這是跑到哪兒瞭?”我們的戰士便附到他耳朵邊:“跑到傢瞭。我們是紅軍!”那傢夥一下子就嚇癱瞭。我們下瞭他的槍,用槍口頂著他收攏部隊,集體投降。我們就這樣一路上不斷俘虜敵人的整個連部、營部、團部。看來,王傢烈這支部隊有個特點,越是機關大,逃得越快越遠。等到第二天早上我們追上敵人一個師部時,前面已經沒有什麼敵軍瞭。

這種抓住尾巴上馬的技巧就成瞭耿飚的絕招

1935年6、7月間,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中央召開兩河口會議,決定繼續北上。就在紅軍整裝待發的時候,耿飚的那匹從瑞金騎來的騾子突然走失瞭。這匹騾子,對耿飚來說可是一個不會說話的“戰友”。耿飚當即帶警衛班四處尋找,卻一直沒有找到。後來,他一想,各部隊馬匹甚多,可能是牲口“戀群”,與別的馬匹混在一起瞭,但不管在哪裡,反正都是為革命服務,於是決定不找瞭。但是征途遙遠,還要過水草地,沒有坐騎怎麼行呢?耿飚便帶上幾個戰士,到附近找馬。

翻過幾座山,他們在一片廣闊的草原上發現瞭好幾個馬群。一問當地群眾,才知道是“漢人”寄養在這裡的,有的都好多年無人問津瞭。草原上水草豐美,這些馬膘肥體壯,很適合做戰馬。

耿飚看中瞭一匹遍體雪白,四蹄黑色,很像《三國》裡所說的“的盧”的駿馬,就決定馴服它。但是這些馬在草原上放任慣瞭,不好靠近,又沒有套馬工具,要想降服它是很困難的。耿飚徒手窮追,好不容易追上那匹馬,抓住它的尾巴;馬兒負痛,後半部下沉,耿飚乘勢飛身騎上瞭去;那馬則毫不客氣地把他甩瞭下來。耿飚的倔脾氣上來瞭,又繼續追趕,追到瞭再上馬背。折騰瞭一天,滾成瞭泥人,那匹馬終於被治服瞭。

於是,這種抓住尾巴上馬的技巧就成瞭耿飚的絕招。後來抵達陜北後,在部隊舉行的體育運動會上,耿飚還多次表演過。耿飚練過輕功,身輕如燕,因此能有此絕技,他人很難效仿。

這匹被馴服的馬是匹領頭馬,耿飚騎著它回到駐地,後面就跟來十幾匹。戰士們給這些馬配上鞍子,正巧朱德要到四方面軍去,路過這裡。他也沒有馬,隻有一頭小騾子。耿飚問:“總司令,這小騾子能騎嗎?”朱德苦笑一下:“哪裡是騎呀?我不過用它馱馱東西。”

耿飚說:“送你一匹馬,你來挑吧。”

一看有那麼多好馬,朱德高興地摸摸這匹,拍拍那匹,然後把耿飚拉到一邊:

“你有這麼多,幹脆給我兩匹吧。”

“行!”耿飚滿口答應。

於是,朱德把小騾子上的馱子卸下來,放到一匹馬上,自己又騎瞭一匹,高高興興地走瞭。耿飚有馬的消息,一下子傳開瞭。第二天,林彪和聶榮臻都來要馬,左權參謀長在電話裡一再說要給他留一匹。後來,連徐特立、董必武幾位老同志也寫瞭條子來,耿飚都一一滿足瞭他們的要求,最後他隻剩下那匹白馬瞭。

“由於我們身體虛弱,把這麼大的魚拖上來,真像牽牛一樣。”

為瞭準備過草地,耿飚率一個營朝蘆花方向籌糧。一開始,紅軍就遇到瞭麻煩。當地的土司、頭人和國民黨反動派欺騙藏民說紅軍是來殺喇嘛、燒佛廟的,因此,受蒙蔽的藏民便組織起來,不斷襲擊紅軍。面對這種情況,耿飚找營長商量對策,認為在彼此都不瞭解的情況下,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糾纏在一起。

當天傍晚,籌糧的部隊到達蘆花,剛剛宿營,藏民便從四面山上向紅軍發射冷槍,並發出“哇哇”的聲音。由於一時找不到翻譯,耿飚隻好命令占領一座房子,在周圍挖瞭戰壕,把窗口用一袋袋的砂土堵上,做好瞭自衛準備。

入夜,藏民從四面八方向紅軍圍攏過來,“哇哇”叫著發起集團沖鋒,但當沖到距陣地不遠的地方,又突然驚恐地撤瞭回去。他們害怕紅軍射擊。

為瞭執行我黨對少數民族的政策,耿飚向部隊下達嚴格的命令:不要開槍,萬不得已時,隻能向空中開槍,把他們嚇跑即可。然而,這種“空槍”戰術用瞭幾次就不靈瞭。藏民越聚越多,不斷地向陣地靠近。耿飚借助望遠鏡看到一個個黑影,竄向他們所在的房子。打吧,違反政策;不打,又要吃虧。怎麼辦?

耿飚靈機一動,命令司號班長發信號彈。

信號彈劃出一條美麗的弧線,在空中徐徐降落,發出耀眼的光芒,就像在茫茫夜空突然升起一個小太陽,把大地照得通亮。藏民先是一愣,繼而發出驚恐的叫喊,接著扭頭就跑。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等“怪物”,當然害怕,一下子逃得遠遠的,以後再也沒來騷擾。

過草地最大的威脅是饑餓,走到草地中心地帶時,大部分同志都斷糧瞭。那時真是艱苦。耿飚寫道:幸虧我那匹馬還比較健壯,它四個蹄子又大又圓,不易陷下去,在草地上出瞭不少力。草地絕糧時,我幾次想忍痛把它殺掉,但同志們堅決攔下瞭。沒有吃的,我們就找野草、野菜充饑。草地上植物不少,但能吃的不多,大部分都有毒。腐草灘的邊沿上,生著各種好看的蘑菇,可是沒有一樣能吃的。許多同志為瞭嘗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野草和菌類,獻出瞭寶貴的生命。每當發現一種可以填肚子的野草,前面的人捋去瞭莖葉,後邊的人就挖出草根。我師政治部主任譚政同志吃瞭草根後,衰弱的胃無法消化這樣粗纖維的東西,疼得滿頭大汗。

耿飚不但記錄瞭過草地的艱苦,同時也抒發瞭戰勝困難的喜悅之情,他寫道:

走到草地北邊的邊沿地帶時,水溝裡有瞭魚。草地裡的魚也怪,見瞭人也不怕,照樣在水邊上“悠哉遊哉”。於是我們便釣魚充饑。用槍通條磨尖,彎個鉤,隨便抓個蛤蟆蟲子什麼的做誘餌,便能把魚釣上來。草地上大多是無鱗魚,我們釣到的鮎魚,大頭闊嘴,嘴巴上有兩條須,大的有七八斤重。由於我們身體虛弱,把這麼大的魚拖上來,真像牽牛一樣。

盡管少油無鹽,清水煮魚有一股腥氣,但總算可以支持下來瞭。再往前走,就見到瞭飛禽走獸。首先發現的是一種野雞,遍體花翎,有七八斤重,至今我也沒弄清它的名稱。再往前,就發現並獵到瞭野豬、黃羊,於是,饑餓的威脅逐漸減少。

“隻有那架老式照相機,無聲地向人們訴說著它曾見到的一切。”

有位學者這樣評價耿飚:“忠誠、勇敢、智慧,多才多藝,品德高尚,集菩薩與金剛於一身。若在古代,他就是智勇雙全的趙子龍!”

更不同凡響的是,這樣一位趙子龍般的猛將,長征途中居然每天寫日記,寫瞭厚厚的一大本。

耿飚還有一架老式照相機,是1932年紅軍打漳州時從敵人那裡繳獲的。耿飚回憶說:“長征中我有一架照相機,拍瞭不少照片。有戰場風光的,也有俘虜群或戰利品的。大多數是為同志們拍的生活照。”

他非常珍愛這些在偉大征途中留下的歷史瞬間,於是深情地寫道:“我久久註視的那些在長征中拍下的照片,許多戰友已經長眠瞭。

――這是毛振華烈士,強渡烏江的英雄。他在桐梓城留下的身影,充滿瞭青春活力。在長征最後的一場戰鬥裡,灑盡瞭青春熱血。

――這是黃甦同志。直羅鎮戰鬥之前,他接到瞭到新單位去任政委的通告。由於楊成武同志住院,他堅決要求打完再走,誰知竟不幸中彈,把鮮血澆在瞭奠基禮的土地上。

――永遠留在直羅鎮的還有原紅四團參謀長李英華。在我們所有的合影裡,他總是用右手卡著腰,似乎隨時都要投入戰鬥。

――這個隻留下一張照片的是我的叔叔–我從傢鄉帶出來,當紅軍的耿道豐同志。他是四團通信排副排長。他打的草鞋是全團聞名的,總是比別人打的多兩道絆子,又結實又跟腳,有多少同志從他那裡領到過草鞋喲。他病倒在烏蒙山那霧蒙蒙的深林裡,與大山化為一體瞭。”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後,耿飚的戰友曾提議:“讓我們寫一本二萬五千裡長征的書吧!”

耿飚欣然同意,並說:“我有日記與照片為素材。”

那位戰友看瞭這些資料“贊嘆不已”。正如攝影傢高帆所說,這是“來自戰鬥生活的、讓人難以忘懷的典型瞬間形象”。可惜的是,這些照片和日記被陸定一借給瞭美國記者斯諾,輾轉丟失瞭。耿飚無限惆悵地感嘆道:“隻有那架老式照相機,無聲地向人們訴說著它曾見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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