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罵沈從文,冤不冤?從《文學者的態度》看沈從文的文學理想

關註阿黛,我們一起來學習。

魯迅罵沈從文,冤不冤?從《文學者的態度》看沈從文的文學理想

老年的沈從文

作者:阿黛

圖片:網絡

01 魯迅與沈從文之爭

在魯迅罵過的大半個文壇裡,沈從文也是其中一位。那魯迅和沈從文到底因何而起爭執呢?因為著名的京派、海派之爭論。

我帶大傢簡單地梳理一下當時的背景:

1933年,10月18日,沈從文在天津的《大公報文藝》上發表瞭那篇著名的文章——《文學者的態度》,不僅闡釋瞭自己的文學理想,還對當時文壇上,尤其是京滬兩地的很多作傢對待文學的“玩票白相”的態度予以瞭斥責批判。

同年12月,文人蘇汶對沈從文《文學者的態度》中對上海文人的批判進行瞭反駁,並撰文有《文人在上海》。

1934年1月,針對蘇汶的這篇文章,沈從文又撰寫《論“海派”》與蘇汶進行瞭針鋒相對的反擊。

從這之後,文壇上就掀起瞭著名的京派和海派之爭。

之後,魯迅也參與其中,先後在《“京派”與“海派”》、《北人與南人》、《“京派”和“海派”》等文章中對京派、海派進行瞭剖析、批評。從此,作為京派的代表人物,沈從文就成瞭魯迅口中的官的幫閑。

“我寧可向潑辣的妓女立正,卻不願意和死樣活氣的文人打棚。”

可見魯迅對京派的態度。那麼,魯迅如此評價沈從文,到底對不對呢?沈從文冤不冤呢?別著急,我們先從文本解讀開始,給大傢捋一捋當時的原貌。

魯迅罵沈從文,冤不冤?從《文學者的態度》看沈從文的文學理想

02 沈從文《文學者的態度》,兼談沈從文的文學理念

首先,我們來解讀一下《文學者的態度》:

這篇文章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沈從文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學者的態度”是個“很文雅莊嚴的題目”。在面對這樣一個題目,沈從文的態度也是嚴肅的。他首先舉出自己傢中大司務的例子,他傢的大司務對於自己分內的事情,如肉價、米價等都記得清清楚楚,而且在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後還認點字,念點淺近書籍。他的這種態度被“我”的一個朋友認為是“怪人”,沈從文認為這並不奇怪,這隻是“他對於工作盡他那份職業的尊嚴”。然後筆鋒一轉將這種現象聯系到文壇。

第二部分,沈從文指出現在的那些文學傢受過去觀念和時代的習氣的影響,對文學的態度像是票友和玩白相的人。他們的寫作態度不夠嚴肅,寫作不是職業而是副業,是隨性需要的工具。沈從文指出現在的文學傢就在這種玩票白相的精神下打發時間,他們的成就感不是嚴肅地對待文學創作而得來的。他們對自己的作品甚為自滿,渴望無聊的成功,但他們這是用炒作的手段讓自己成功,這就是“設計成功”。而現在文壇的場面也正是,這樣一群玩票白相的文學作傢和教授所支持著,而他們的這種態度是不會產生出偉大的作品的。

第三部分,在痛惜當時文壇的局面,發現“病根”後,接下來沈從文就開出瞭“治病的藥方”。沈從文指出偉大作品產生的唯一辦法就是作傢以誠實的態度去做文學,認真地對待文學,要有職業的尊嚴。文學者應該向老景學習,學習老景的明白很多事卻不拘泥自己敢於認識生活的態度,學習老景認識到自己職業的尊嚴,不以別人的贊貶而進退的態度,學習老景誠實自重的態度。同時也指出那些“在上海寄生於書店、報館、官辦的雜志”和“在北京寄生於大學、中學以及種種教育機關中”人,實際上是平庸的,他們對待文學沒有嚴肅的態度,因此在這類人上面是沒有什麼期待的。最後,作者希望以上的兩種人能夠“厚重、誠實,帶點兒頑固而且也帶點呆氣”對待文學。

其次,談談個人感悟。

綜觀全文,可以看出沈從文是一個喜愛文學、也認真對待文學的人。作為一個堅守純文學的作傢,他不關心商業、不關心政治,隻關心那片文學的凈土。他的這種態度跟他的文學理想是息息相關的,他的文學理想就是重造的工具和工具的重造:

一、健全純潔的新的語言文字。

二、把他用來動搖舊社會的觀念基礎。他就是想重造文學,讓其描寫優美自然健康的人性,描寫莊嚴的生命,繼而抵抗現代的民族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意義危機,最後重新塑造民族品德。

可以說沈從文的理想是相當宏大的,正是這種宏大的理想使得文學這種神聖性被侵犯時,他一定會發出呼喊,以糾正文壇上的這種不正之風。

從中我們不僅能夠感受到沈從文對文學的癡愛和鐘情,更能感受到他對整個社會和民族的責任感和人文憂患意識。而在批評文壇上的這種不嚴肅的風氣時,他並沒有偏激地隻指責上海的一些作傢,同時也批評瞭在北京的一些作傢,他對海派的批評並不是拘囿於文人籍貫或者文人聚居地,我覺得更多的是站在對“上海氣”這種風氣的批評。所以說我個人覺得他的態度不光是溫和的,也是具有理性的,但是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在他的溫和中有堅持,有不可動搖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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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的沈從文

03 蘇汶的《文人在上海》

那蘇汶是如何反駁沈從文的呢?

在文章中,蘇汶對於“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便時常被不居留在上海的的文人帶著某種惡意稱為‘海派’”表示委屈。他說“‘海派文人’這個名詞,其惡意的程度不下於在平劇界中所流行的”,其涵義多是“愛錢、商業化、作品的低劣、人格低下”等方面。在他看來,“那些不居住在上海的文人”是飽者不知饑者餓。 “海派”的商業化也是有其原因的,“上海社會支持生活的困難,自然不得不影響到文人”,同時“副業也不容易找”,為瞭生存,結果自然就是多產,“沒有閑暇在抽鬥裡橫一遍豎一遍的修改”。而這些不但得不到同情,反而被“北方的同行所嘲笑”,最後針對“因為居住的地點的不對勁而被說成是‘不脫上海氣’”,於是也隻能“無話可說”瞭。

在《文學者的態度》一文中,沈從文並沒有提到“海派”一詞,而在《文人在上海》中蘇汶則明確提出“海派”一詞用來指稱在上海的一群作傢,並回擊沈從文。至此京海派之爭蔓延開來。

04 沈從文的《論“海派”》

針對蘇汶的文章,沈從文再次開始闡釋自己的文學觀點:

第一部分,沈從文首先謙和地表示“同意那篇文章”,但是接下來的論述就可見其是以退為進,先揚後抑之法瞭。

沈從文說到今天對於“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就是“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的結合。這可以引申到那些“投機取巧”、“見風使舵”之人,感情主義的左傾之人,靠炒作而成名之人,冒充風雅之人等。對於這樣的一些人,北方作傢的漠視和輕視的態度已經是很寬恕的瞭,進而指出對於這種無聊的人與下流風氣的存在,我們不應該容忍,而應該掃除這股惡風氣,而且這也是“南方北方真正對於文學有所信仰的友人的一種責任”。

第二部分,沈從文對於蘇汶的誤解進行瞭解釋。

首先是蘇汶所認為的北方從事文學者對海派的輕視態度。沈從文在文中談到,北方文學者並沒有輕視海派文人,如果是輕視的話,那麼就會聽任海派習氣的存在發展瞭,就不會出來糾正。其次,對於蘇汶將自己與沈從文所說的海派對號入座的誤解也進行瞭說明。沈從文指出自己所說的海派並不是蘇汶、茅盾、魯迅等住在上海的一批作傢,並且希望在上海的這樣一批作傢能夠盡力糾正海派的這種風氣。

第三部分,沈從文仍舊是在貫徹《文學者的態度》中的觀點。

他指出自己所說的海派作傢和海派習氣並不是隻在上海,這種現象在北方也存在,甚至這種現象更為嚴重。在南方,所謂的海派習氣已經是極為平常的瞭,但是北方則正流行著旁人對於作傢的造謠等風氣,並熱衷於挖掘作傢的小道消息來吸引讀者,而一些編者則根據讀者的喜好而轉變文學的風向。這種海派的風氣妨礙瞭文學的健康發展,歪曲文學的意義,誤導“若幹正擬從事文學的青年”。進而提出糾正這種不良之風的辦法:一是“需要作者的誠實和樸質”,一是“在各種嚴厲的批評中,指出錯誤、不適宜繼續存在的現象”。

其實細想來,沈從文的批評也是有失公允,有片面之處,他對上海文壇的認識也存在一定的誤差。當時的上海文壇存在多種文學派別,有左翼文學者,有新鴛鴦蝴蝶派,有張資平為主的情愛文學者,也有穆時英、施蟄存為主的現代派文學者。面對這樣一個復雜的文壇,但用上海氣恐怕是難以形容的。所以沈從文用“上海氣”來說一些文學風氣時,不免讓各路文學者內心不舒坦,所以引起一次次論爭是在所難免的瞭。

魯迅罵沈從文,冤不冤?從《文學者的態度》看沈從文的文學理想

05 魯迅是如何看待京派和海派的?

魯迅先後在《“京派”與“海派”》、《北人與南人》、《“京派”和“海派”》等文章中對京派、海派進行瞭剖析、批評。

《京派與海派》首先以京海論爭引出話題。接著從地域對作傢的影響這一角度對兩派進行瞭分析。認為 “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是商的幫忙。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瞭。

《北人與南人》北人卑視南人已是一種傳統。其實北人南人都有優點有特長。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缺點可以改正,優點可以相師。然而現在的情形是怎樣的呢?文中指出:不過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人卻受瞭影響,北京的報紙上,油嘴滑舌,顧影自憐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瞭嗎?這倘和北方固有的“貧嘴”結婚,產生出來的一定是一種不祥的新劣種!

《京派和海派》魯迅認為,自己在《京派與海派》中所說的並不圓滿。京海之爭,看作是“龍虎鬥”固然是錯誤,就是認為有一條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京派海派已經成瞭炒在一起的蘇式菜——“京海雜燴”瞭。京派奚落海派,其實是千裡迢迢送秋波。為何如此呢?幫忙幫閑近來都有些不景氣,隻好兩界合辦,重新開張,算是新公司,想借此來新一下主顧們的耳目。

從中我們總結出魯迅的態度:

京派代表無用之文學,海派代表投機之文學。

不可否認,魯迅的文章很深刻,能夠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文學存在的文學生態環境以及現存的原因。但他的文章也有偏頗之處。

1、魯迅將京派稱為官的幫閑,海派稱為商的幫忙,顯然有失片面化。從這兩個概念而言,京派和海派本身就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派別,概念上有復雜性,人員上有復雜性,文學作品上有復雜性,無論從哪個方向來說單純地界定為官的幫閑和商的幫忙都不算完全合適。沈從文的作品能說是官的幫閑嗎?施蟄存的文章能簡單說是商的幫忙嗎?

2、我覺得他忽視瞭京派和海派在文學上的貢獻和可取性。且不說京派的作品對和諧、節制和優美以及詩化小說的追求。海派文學的現代特質,先鋒意味,在通俗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成就在當今也具有借鑒意義。

3、他把人按地域分為南人和北人,文學分為京派和海派,兩派因為地域不同文風也不同。但是文學不是相通的嗎?他把京海的影響稱為京海雜燴。站在他的反對者的角度,兩個討厭的文學派別相互交匯自然產生的也是不祥的新劣種,但是站在當下角度考慮,文學首先是相通的,縱然風格不同,但實質相通。所以說京海匯合不僅是官或者商的需要,恐怕也是文學之間相互吸收的一個結果。從這個角度來說以聚居地來劃分京海派的片面性。

魯迅罵沈從文,冤不冤?從《文學者的態度》看沈從文的文學理想

06 我認為,沈從文和魯迅,兩人的觀點其實有相通之處。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沈從文嚴格意義上來說並不是完全追求文學的超功利性,為藝術而藝術,完全脫離社會現實。

一方面,面對風雲變化的文壇,他並沒有采取視而不見的清高隱士風格,獨善其身。也沒有為一己之私謀取利益或者自娛自樂投機取巧。他是想通過工具的重造和重造的工具來完成自己的文學理想。我覺得他既追求文學的審美,又有對功利的追求。在當時時代背景,作為有良知的文學者,他既不投機取巧從中漁利,也不獨善其身做隱士,而是讓文學做為武器抗爭中國的民族危機,政治危機。

另一方面,他作為嚴肅的文學者,一個全身心投入到文學的人,把文學看做即為神聖的凈土,所以他既不允許海派這樣商業化媚俗化,也不認同將文學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誤用和濫用,因此他捍衛文學的自由,獨立和尊嚴,所以他在抗爭現實危機民族危機的時候又要抵抗文學審美的危機。

文學本體與文學工具,就這兩面而言,魯迅和沈從文有相似處,兩者都是堅持這個觀點的,不是單一的。隻是時代不同側重點不同而已。

在30年代的風雲突變的時代,魯迅有著趨時的態度,重視現實,重視文學對當下社會的宣傳和鬥爭作用,重視文學對社會的明顯效果,在這個基礎和前提下,他堅持文學還要有藝術性。但是沈從文則不同,沈從文具有超時的姿態,重視的是文學對於民族,對人性人心,對社會的啟蒙和重造作用,更具有長遠性和理想化特點,相對於前者而言,效果在短時間內不明顯,所以被當做夢幻和無用。在這種大功利之下,沈從文追求文學獨立的尊嚴神聖,不依附商業和政治。其實兩人都看重文學的啟蒙功能,都重視文學的功利性和藝術性,隻是維度深度不同而已。從這個角度說兩者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

與其將兩者分派,倒不如說是兩種文化現象,是中國文人的兩種選擇,它不隻是存在於30年代,而是在30年代這個特殊的時代裡凸顯出來而已。我覺得京派和海派兩者,與其作為對立和對抗來看待,倒不如作為文學互補而存在。互補的價值遠遠大於對立的價值。

07 參考文獻

1、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嶽麓書社.2006年4月

2、康長福.《沈從文文學理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

3、李生濱.《沈從文與京派文人的魅力》.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4、朱曉進.《政治文化與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學》.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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