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山西王”閻錫山做成瞭一件大好事

作者:霍小山

1917年7月,辮子將軍張勛自導自演的復辟鬧劇轟然落幕,擔心重返帝制的中國人總算可以松口氣瞭。

不料,張勛倉皇逃走還不到一個月,一場危機就已經在悄然臨近。8月,內蒙古綏遠地區爆發鼠疫,9月,傳入包頭,10月,傳入呼和浩特。此後,鼠疫一路高歌猛進,大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並吞八荒之心。

鼠疫給民間帶來心理恐慌,曾有人說:“風淒雨愁,無天無日,白晝相逢,人鬼莫辨,則回視自身,亦莫知是生是死也。”

然而,北洋政府直到12月13日才得到鼠疫疫情的報告。雖然北洋政府後知後覺,但是對這場鼠疫還是非常重視,甚至認為如果這場鼠疫控制不好,很可能會亡國滅種。不過,他們的行動效率還是太慢,將近一個月後,中央防疫委員會才開第一次會,規定在疫區設立三道防線,綏遠一線由伍連德負責,豐鎮一線由何守仁負責,大同一線由陳祀邦負責;將近兩個月後,才派出陸軍軍醫學校180人的團隊到達綏遠,這個時候綏遠估計人都快死絕瞭。

1918年,“山西王”閻錫山做成瞭一件大好事

▲1912年孫中山與閻錫山合照

防疫工作需要巨額經費,而北洋政府卻國庫空空,無奈之下,他們隻好以鹽稅為抵押,向四國銀行團借瞭100萬元,充當防疫經費。我想,這可能才是北洋政府防疫工作哼哧哼哧的主要原因。

相比北洋政府的籌備工作的磨磨唧唧,山西地方政府的行動效率就高多瞭。山西省在防控鼠疫上的成績,在整個民國史上,都可以說是首屈一指。

一、閻錫山當機立斷

1917年,張勛倉皇逃竄後,段祺瑞上臺,他任命閻錫山為山西省督軍兼省長。從此,閻錫山掌握山西軍政大權,正式晉升為民國軍閥之列。

提起軍閥,大傢的腦海裡就會浮現出一個身材五大三粗,脾氣暴躁易怒,性格嗜血殘暴,且頭腦裡沒有什麼社會意識和民族精神的軍人形象,最典型的就是三國時期的董卓。民國時期的軍閥張宗昌,大字不識一個,張口就是他媽的,閉口也是他媽的。閻錫山則不同,他不僅能在國內的科舉考試中成為舉人,而且還同時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學歷上不僅可以碾壓張宗昌,還可以碾壓蔣介石。

所以說,軍閥並不是都一個模板裡刻出來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閻錫山剛剛當上山西王,就想大幹一場。1917年10月,閻錫山發表《六政宣言》,就宣佈要在山西省興利除弊,一面推進水利、蠶桑、種樹等事業,一面禁止吸食鴉片、纏足、剪發,表現出一種積極進取的姿態。

三把火剛剛點燃的時候,閻錫山就面臨著鼠疫的瘋狂挑釁。1918年新年第一天,北京政府通知山西省政府,內蒙綏遠、五原、薩拉齊及包頭鎮等地發生肺疫,這算是給閻錫山打瞭一個預防針。

晉商曾是中國近代“十大商幫”之首,明末清初之時,雖然晉商日趨衰落,但虎威仍在。因為年關將近,外地做生意的商人們便陸陸續續都回到山西。加上在外地打工的農民和工人,他們帶回來的不僅僅是看得見的銀子,還有看不見的鼠疫桿菌。

1月5日,山西省右玉縣一旅店店主,因接待外來客商住宿,全傢18人相繼病死。事發當天,閻錫山就得到疫情報告。瘟疫人命關天,需要當機立斷,閻錫山借鑒瞭清政府在1910年東北鼠疫防治中的經驗,立即在太原成立山西防疫總局,山西全省警務處處長南桂馨兼任局長。

山西防疫總局一面下令下令向全省人民公開疫情,要求“俾官民依照清潔隔離、埋屍封室各辦法,嚴切執行”;一面下令遮斷山西與綏遠之間的交通,前往疫區的火車,則全面停開。

為瞭防止疫情南下,總局由北向南設立瞭四道防線:“劃定左雲、陽高、天鎮、大同、平魯、朔縣、偏關、河曲等八縣為第一防疫線。懷仁、山陰、應縣、渾源、廣靈、寧武、神池、五寨、代縣、保德、繁峙、靈邱、岢嵐、淳縣等十五縣為第二防疫線。雁門關內,忻縣一帶為第三防疫線。石嶺關為第四防疫線”。而在殺虎口、雁門關等22處通道,則派出軍隊負責檢疫工作。

在民國,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普遍低下,山西省這樣層層把關的防疫部署,條理分明,井然有序,令人刮目相看。

設置防線後,山西防疫總局規定,對於來自疫區的人,必須先用石炭酸水對其消毒,為其更換新衣,然後送入隔離所隔離七日。如果七日後沒有疫癥,則給開證明放行,如果出現疫癥,就立即將其送入醫院,並將病患所住的房屋重新消毒。

山西人口稠密,加上地處黃土高原,山西的農耕地相對貧乏,糧食等物資常年需要從外省購買。時值嚴冬,阻斷交通肯定會給絕大多數的山西人帶來生活上的困難。為瞭防止出現百姓凍死、餓死的情況,山西省政府同時開展救濟工作,對於省內人,“日常需求當然由公傢接濟”,對於滯留在山西的外省人,則提供一部分免費食物。

省政府還下令,對於那些流徙的貧民、老弱及乞丐,各地官府要把他們送進指定的收容所,免費提供早晚二餐飲食和棉衣褲。如果出現一傢連斃數口人,餘者不能自謀生活的情況,官府要撥付公款作為補助,或發放糧米救濟。當然,以上所有負責救濟運輸工作的馬車和車夫,都必須先經過消毒,然後到指定地點發放米。

平心而論,以上種種遮斷交通等防疫措施,對於山西來說,其實並不是一個很麻煩的工作。山西西有呂梁山,東有太行山,北有恒山,南有太嶽,山陜邊界則是黃河,可謂是在各個方向上都有天然的屏障。因此山西自古以來就被稱為“表裡山河”,易守難攻。

這樣的四塞之地,無論是對付外敵入侵,還是對付病菌入侵,基本隻要守住幾個重要的關口,就可以保山西太平。但是也正是因為如此,山西省政府沒有掉以輕心,反而在各關口嚴格執行檢疫工作,這一切不得不讓人贊許。

但即使如此,疫情還是防不勝防,閻錫山隻是遮斷瞭鐵路交通,以為疫區的人就來不瞭山西瞭。他完全沒有想到還會有不自覺的人乘坐其他交通工具,或是步行千裡,走不為人知的小道回到山西,結果山西境內依然有很多人被感染。

二、伍連德鎩羽而歸

防疫工作不僅需要政府的統籌規劃,還需要民眾的積極參與、配合。倘若大傢都像韓國那位不戴口罩,隻是信心滿滿地說哈利路亞的大叔一樣,那政府的防疫工作做得再好也是孤掌難鳴。

在民國初年,既沒有電視機,也沒有互聯網,要提高民眾的防疫意識,普及疫病流行及預防之知識,並非一個簡單的工作。為此,閻錫山發電報給全省的縣知事、縣佐和警佐,要求他們將疫病資訊各印二十多萬張,盡快送到全省所有村莊。

考慮到當時老百姓的普遍文化水平都跟張宗昌差不多,收瞭傳單估計也看不懂,閻錫山下令所有省、縣、村級行政官員務必要將疫情對各村落民眾宣講明白,讓人民知道如何自我防范,避免染疫。

對於那些防疫工作消極怠工的官員,閻錫山毫不手軟,例如當他發現應縣疫情嚴重之後,立即致電縣知事,“據調查報告,該縣東關及賈寨、黃尾子、剪子鋪等處,瘟疫甚烈,剪子鋪死八九人,即棄屍野外······此事關系多數生命,該知事竟毫不過問,以致傳染日烈,實屬玩視民命,著先記大過二次,仰即派警迅將疫屍消毒深埋,毋再疏忽,致幹嚴辦。”

從以上這段話還可以看出另一條信息,即作為山西人,閻錫山深知本地的風俗習慣根深蒂固,不可輕易動搖,於是他不要求對因感染病菌而死的人的遺體進行火化,而是要求深埋處理。

1918年,“山西王”閻錫山做成瞭一件大好事

▲伍連德

北洋政府對山西的防疫工作也很重視,因為山西與直隸相連,隻要山西省能把疫情控制住,那麼疫情就無法攻陷直隸、北京等地。1月7日,時任總統段祺瑞作出批復,任命伍連德等人調查處理山西大同一帶疫情。

伍連德作為世界一流的鼠疫專傢,曾領導1910年防控東北鼠疫的工作,北洋政府派他去山西主持防疫大事,也可見北洋政府對山西疫情的重視。

伍連德當年在東北主持防疫工作,得到攝政王載灃與東三省總督錫良的強力支持,東北人也比較豪爽、開放,有不少還是活雷鋒,所以他在當地的工作比較順利。他來山西後,卻沒有瞭當年那樣的條件。

首先,閻錫山對伍連德這位北洋政府派來的“欽差大臣”,有所忌憚,他害怕北洋政府勢力乘次機會深入山西,影響他在山西的地位;其次,伍連德完全沒有想到山西風氣閉塞,民眾守舊頑固的情況,他們不僅不允許火化遺體,也不允許焚燒染病者房屋衣物,更不要說解剖病死者的遺體瞭。

而且當地民風彪悍,據記載,山西、內蒙交界的豐鎮,在出現士兵接二連三的病死的情況時,“惟屍身尚未掩埋,擬用火葬之法,以絕根株,該連長不肯負責”,可見連平時囂張跋扈的軍人都不敢焚燒遺體。無奈之下,就連閻錫山這樣的土皇帝都要對民風做出一定的妥協。

該來的總是會來,伍連德的助手,一名美國醫生,出於疫情研究的需要,在沒有得到傢屬同意的情況下,擅自解剖瞭一名死者遺體,觀察病變的器官。消息傳出後,激怒瞭當地的百姓,他們群情激憤,不顧人群不能集中的註意事項,組織起來放火焚燒瞭伍連德的防疫公所,伍連德也被群眾痛打,差點一命鳴呼。更讓人寒心的是,當地的地方官不知是本身也頑固守舊,還是出自對外地人防范嫉妒的心理,竟然對此事不管不問,甚至還包庇兇徒。

伍連德見官府幸災樂禍,隻得向報界反映情況,“竭力盡心防救時疫而反受暴徒所侵”。官府不支持,民眾不理解,這個活看來是幹不下去瞭,於是,委屈萬分的伍連德以“心病”為由辭職,打道回府,你們就自求多福吧。

1918年,“山西王”閻錫山做成瞭一件大好事

▲Dr. W.Yeung(中文名楊懷德)

相比較伍連德,閻錫山更信任外國人,畢竟外國人不可能在山西紮根。當時,北洋政府內務部派瞭一個叫Dr. W.Yeung(中文名楊懷德)的美國醫學博士來山西,閻錫山立即聘為防疫總顧問,授以醫務全權。閻錫山還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分赴各地協助防疫。

1918年,“山西王”閻錫山做成瞭一件大好事

▲山西鼠疫流行圖

不得不說,山西本身的醫療人才十分有限,醫療資源也十分貧瘠,閻錫山請在山西的各國醫生和宗教界人士參與防疫和救治,的確是十分明智的決策。

三、閻錫山的格局

閻錫山在疫情期間,動員一切社會力量,一切人力資源,防疫工作做得有條不紊,中央防疫委員會江朝宗會長在巡視山西的防疫工作後,給出高度評價,“晉省防疫辦理極為認真,劃定防線三道,均有軍隊駐守,當不致蔓延,省城尤為完善”。

1918年,“山西王”閻錫山做成瞭一件大好事

▲閻錫山

在山西省全省的努力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山西疫情從1月5日開始,蔓延70多天後,至3月19日全部肅清。

疫情平息後,閻錫山派人總結防疫工作,纂修瞭《山西省疫事報告書》,詳細記載瞭防疫期間消毒法、防疫措施、診斷標準、死亡情況、市場遞接規則、防疫期間的電文法令、疫斃者統計屍檢表、各地人事安排圖表等等等等,事無巨細,一網兜收。

《山西省疫事報告書》報告書體例完備,內容詳實,書中使用瞭大量真實照片、專業的疫情圖片以及統計表,為民國防疫工作提供瞭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和防疫經驗。

不過,閻錫山隻知道在山西境內保境安民,大局意識卻不強。直隸省的平山縣,位於直隸和山西的交界處,與京漢鐵路十分接近,疫情期間,這裡突然疫情失控。如果不控制好平山縣的疫情,那麼疫情就會威脅到石傢莊。

直隸省長曹銳和督軍曹錕此時正在與湖南的軍閥打的不可開交,根本無暇顧及本省的防疫工作。情急之下,北洋政府請求閻錫山能夠派一部分軍隊和醫療人員前往直隸,協助辦理平山防疫事務,但是被閻錫山拒絕。

曹銳和曹錕防疫工作三心二意,實屬可恨,但是閻錫山的地域意識也限制瞭他的格局,這也註定瞭他隻能當山西王。不過與疫情期間不顧民眾死活的曹錕等人比起來,閻錫山的表現已經好太多,當時國內外評價他:“中外人士,乃致嘆於籌策之神。”

這次疫情,波及內蒙、山西、河北、山東、安徽、南京,死亡14600餘人。對於北洋政府來說,這不僅關乎民眾生命安全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它關乎到民國政府的合法性問題。因為如果這次鼠疫防控做得不好,那麼所有人都會聯想到清政府1910年在東北防疫的事跡,兩相對比,得由後人評說瞭。

參考資料:

1、李媛《鼠疫流行與社會應對–1918年晉北疫情初探》,《史志月刊》,2006年

2、來新夏等《北洋軍閥史》,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

3、謝泳《看閻錫山如何處理疫情 》,《中國減災》,2004年

4、尹志兵《1918年山西肺鼠疫傳播與防治》,《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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