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中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大疫情,當時中醫們功績

在漫長的中國幾千年文明歷史的進程中,在不同時期,曾出現過許多種類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紅熱、霍亂、斑疹傷寒、傷寒、肺病、麻風病、瘧疾和血吸蟲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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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從公元前7世紀到公元20世紀,中國較大規模的瘟疫就達700次以上。

因為戰爭動亂或自然環境的變化,中國在漢末、明清、19世紀等時期都曾出現過大規模瘟疫流行。據各類史籍綜合的不完全統計,僅僅公元119-217年,不到百年的時間裡,中國就曾發生幾十起大瘟疫,僅在東漢末年的30年間,有明確記載的全國性大瘟疫就高達共12次。瘟疫加上饑荒與戰亂,造成 以都城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大量人口死亡。據官方數據記載,公元157年中國人口為5650萬,而公元280年僅存1600餘萬,銳減瞭3/4。在疫情最嚴重的中原地區,人口僅及百年前的1/10。

曹植曾著有《說疫氣》,其中:“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傢傢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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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漢代的許多典籍對當時的疫病都有比較詳盡的描述,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東漢末年醫學傢張仲景所著的《傷寒論》。張仲景的《傷寒論》則以傳染病診治為依據集中探討瞭外感熱病證治,以六經演變為脈絡,為疾病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證候提供瞭相應的治法方藥,其中用於風寒表實證的麻黃湯、用於風寒表虛證的桂枝湯、用於邪在半表半裡階段的小柴胡湯、用於下焦蓄血證的桃核承氣湯以及用於濕熱 黃疸的茵陳蒿湯等在內科臨床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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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分析認為,當時流行的瘟疫,很可能是兩種與嚙齒類動物傳播有關的烈性傳染病:鼠疫和流行性出血熱,後者可能性更大。出血熱的發病特征與《傷寒論》中描述的癥狀相似。張仲景創立的六經傳變辨證模式中, 病邪從身體淺表的太陽經,傳入陽明、少陽,進入陰經太陰、少陰,最後深入厥陰。流行性出血熱的典型臨床過程可認為遍歷瞭從太陽到厥陰全過程,較為符合六經傳變規律,如從太陽循經入腑,表現為太陽蓄水,而多直傳少陰或成結胸,不愈者,再傳至厥陰;太陽挾血分傳經,循經入腑而成 蓄血;太陽病之變局,由太陽經循經入腑為蓄水或蓄血之後, 形成結胸等。

彼時,處於社會上層人士常服一種名為“五石散”的有毒藥物以期抗禦病邪,服藥期間以酒作為藥餌使藥力發散;人們同時寄希望於方士的符水方術治病,當然可以想見,這些方法難以收獲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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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代葛洪的《肘後備急方》記載瞭治療時氣行垂死的處方“破棺千金煮湯”、治療瘴氣疫癘流行的處方“老君神明”以及“虎頭殺鬼方”等預防疫病的處方。

明清時期中外交流頻繁,使得許多新、舊傳染病,如鼠疫、麻風、天花、梅毒、白喉、猩紅熱及霍亂接踵而來,流行極為嚴重。16-17世紀,中國華北地區總計1000餘萬人死於鼠疫。

師道南(清乾隆著名詩人)在《天愚集.鼠死行》中描述: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鼠死不幾日,人死如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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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2年,廣東佛山傳教士卡羅斯.福爾考迪描述:“中國到處是貧窮落魄之人,其中最可憐者莫過於麻風病人”。這從側面記錄瞭當時麻風病的流行狀況;

瘧疾曾在全中國肆虐流行,1693年康熙曾感染瘧疾;當然,還有著名的順治康熙年間的天花。

當然,與疫病做鬥爭,也是醫傢從來不敢懈怠的事業。明清時期,醫傢改進瞭人們對於疫病的傳統認識。明初王履分析這一時期傳染病的發病特征和救治方法與張仲景《傷寒論》理論內容確有差別,將溫病從傷寒中劃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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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吳又可撰寫《溫疫論》將瘟疫病邪稱為戾氣、疫氣,認 為疫氣通過口鼻進入身體,直接攻擊特定的部位-膜原(中醫名稱,泛指伏邪在體內潛伏的部位),並提出戾氣易通過空氣和接觸播散流行。葉天士在繼承吳又可溫病理論基礎上,創立衛氣營血辨證體系,反對使用辛溫之品來治療溫熱性質 的時疫,主張采用辛涼解表或清熱解毒之品治療外感熱性疾病。吳鞠通在葉天士辨證理論影響下,綜合古醫籍,提出三焦辨證理論:“溫病由口鼻而入,鼻氣通於肺,口氣通於胃。肺病逆傳則為心包,上焦病不治,則傳中焦,胃與脾也,中焦病不治,即傳下焦,肝與腎也。始上焦,終下焦”。

16世紀,治療梅毒的藥方出現,人痘接種術發明,這些醫學科技史上的進步對於防治傳染病具有重要意義。中醫早前以“輕粉”作為梅毒處方,後由於該方易引起汞中毒,轉為采用以土茯苓為主的藥方進行治療。康熙感染瘧疾後,西學士洪若和劉應等進貢西藥金雞納治療,結果痊愈,該藥作為治療瘧疾 的良藥廣為人知。

關於天花的防治,康熙以本人種痘免疫的經歷推廣人痘接種術。明末金陵四公子之一,明末科學傢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寫:“入瘟疫傢,以麻油塗鼻中,既出以紙燃取嚏,則不染;或配玉樞丹,或以火攻來驅除疫癘邪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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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畫像

清代,還有類似“避瘟丹”、“神聖避瘟丹”的預防藥,謂“此藥燒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內燒之,可避穢惡”。

19世紀中葉,中國大部分地區出現血吸蟲病,據推測,患病人數在3200萬人以上。

187 0年, 傳教士醫生柯為良在《醫館略述》中記載當時福州瘧疾較為流行。

19世紀末20世紀初,雲南發生腺鼠疫,播散到香港,並延及世界。

1911年,東北三省地區暴發瞭肺鼠疫,並涉及河北、北京、天津及山東地區,造成6萬多人死亡。

這期間,造成大量人口傷亡的傳染病還包括天花和霍亂,隨著人痘種植的普及,天花逐漸得到瞭抑制; 霍亂於19世紀初,經由東南亞傳入我國,直到20世紀中葉,在我國廣泛播散,致死率很高。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范圍暴發瞭流行性感冒,中國死亡人數在100萬人左右。這一階段,腸傷寒和痢疾在各種疾病死因中也占據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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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名醫張錫純

19世紀,隨著西方國傢傳教士來華佈道人數的增多, 西方醫學理論被引入我國。西醫學對細菌和病毒的認識與檢測,為疫病診斷帶來有益幫助,當時對於血吸蟲病、瘧疾,霍亂病因、病理已逐漸探明。中醫辨證理論在這一歷史時期依然發揮積極作用,並開始吸收借鑒西醫學較為先進的理論,嘗試從中醫角度予以解釋,為中西醫溝通與結合做瞭鋪墊。當時較有影響的中醫著作包括張錫純的《醫學衷中參西錄》、何廉臣校訂《 重訂廣溫熱論》和《重訂通俗傷寒論》等,對傳染病的臨床救治具有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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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頒佈的《廳區救急藥品使用法》記錄瞭傳染病防治用藥方案,包括亞莫尼香酒、加波力水、哥羅定、時疫藥水、止血藥水、瀉油、海典仿散、辟瘟粉和辟瘟水等。對於瘧疾的治療,奎寧作為第一特效藥被大量使用。

當時,為瞭阻遏鼠疫流行,天津中醫配置瞭神效復蘇散、殺菌消毒丸、解毒活血湯、升麻鱉甲湯和生犀飲等。

上海霍亂流行時, 約700餘萬民眾被註射霍亂疫苗。當時報紙會刊載些簡便易行的防疫保健小處方,如丁子目於《天津商報》發表的防疫方法:“每日午後或晚間,食生水蘿卜三兩片,再將杭白菊二三十朵、香片茶葉一撮沏茶飲,最能消痰於無形,此方能防疫能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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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40年磺胺類抗生素及青黴素(是藥三分毒,其副作用的可怕也在以後漸漸為世人所知)出現,成為瞭當時病人的大救星,有效治愈瞭許多傳染性疾病。

回顧中國歷史上疫病發生過程,戰爭與天災往往與其相伴,地域、經濟、人口等自然或社會因素也與其 間接關聯。

因此,疫病研究須將多方面因素綜合分析,把握疫病暴發流行的特征,吸取歷史上防治疫病的經驗與教訓,挖掘一些當時行之有效的方藥,通過分子生物學、藥理學等研究手段進行深入研究,為人類抵抗傳染病魔,增強民眾體質而服務。

今天,正是又一次面對“疫情”考驗之期,溫故而知新,眾志成城,我個人相信,沒有過不去的坎兒。相信中央、相信政府、相信科學傢,一切都會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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