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詔書的修辭美與文飾美

東漢詔書的修辭美與文飾美

核心提示:東漢詔書比較多的應用對偶、排比、鋪排、和引用,起到生動、有力表達情感藝術效果,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

東漢時期,文學蓬勃發展,除瞭以詩賦為代表的文學外,眾多應用文也各自繁榮,如詔令、奏議、碑文、誄文等。本文以東漢詔書為研究對象,詔書是古代的公牘文的一種,公牘文是古代朝廷、官府所用的公事文,即“公文”。

可分為上行公文與下行公文。詔書屬於下行公文,是古代帝王下達給下屬或告示天下的公文。帝王給臣下命令,有不同的體類和名稱,如詔、令、制、諭,甚至有專用於軍事文告的檄文、露佈等。先秦時期帝王的告命,稱為命,誥,誓等。三代時稱為訓、誥、誓、命。戰國時稱命、令。秦一統天下後,改命為制,改令為詔。

明代吳訥《文章辨體》有記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三:曰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漢代定制,把皇帝下達給臣子的文告分為四種,制書、策書、詔書、戒書。清代王兆芳《文體通釋》:“詔者,告也,告以事也。秦從王綰改令為詔。漢帝命四書。三曰詔。”到瞭兩漢時代,詔書在形式上,內容從口語化、言辭化轉向文辭典雅。

《史記·儒林列傳》公孫弘有雲:“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稱贊漢武帝詔書文辭雅厚,甚至文化修養較差的小吏都難以通曉其意。《文心雕龍·詔策》雲:

“觀文景以前,詔體浮華,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范後代……。暨明章崇學,雅詔間出。”

東漢詔書的修辭美與文飾美

說文帝、景帝時期,詔書浮華淺雜,直到武帝崇尚儒術,詔書引經據典,語言雅正。尤其是分封三王的策書,模仿《尚書》中的訓、典,為後世典范。到東漢明帝、章帝時期詔書更是典雅厚重。種種跡象表明兩漢時期是詔令這一公文文體的關鍵階段。

一、修辭美

修辭使語言表達更準確、生動、使文章達到最佳的表達效果。人們往往會覺得應用文的語言不如文學作品的語言可塑性強,相對來說更為簡單。其實應用文和文學作品一樣,也需要高度的文化修養,語言盡量豐富、生動、形象,才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東漢詔書比較多的應用對偶、排比、鋪排、和引用,起到生動、有力表達情感藝術效果,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對偶,是指將字數相等、詞性相當、結構相同或相似、內容相關的一對詞組或語句、章節,對稱地排列在一起,去表達相關或相反的內容。如《手書報隗囂》曰:“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賜公卿助祭錢詔》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又如《特詔責張鳴》曰:“當進人不避仇讎;舉罰不避親戚。《行幸長安詔》曰:“北狄破滅,名王仍降;西域諸國,納質內附。”

《又手詔》曰:“創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賜士燮璽書》曰:“上恩不宣,下義壅隔。”《遺詔》曰:“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違人負宿心。”《稟窮弱葬枯骸詔》曰:“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屍原野。”對偶表達意義強而有力,語言凝練,形式整齊均勻,朗讀起來,朗朗上口,富有節奏感,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東漢詔書的修辭美與文飾美

排比,是把三個以上結構相同或相似、意義相關、語氣一致的詞組或句子排列起來,形成一個整體。如《報竇融詔》曰:“畔臣見之當股栗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霖雨詔》曰:“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史因公生奸。”排比使文章結構整齊美觀,條理更清晰,氣勢更為磅礴大氣,使語言富於節奏感,生動明快。

鋪排,是采用反復鋪陳,渲染,對某一事物進行多方位反復申說的方式。如《紹封二十八將子孫詔》曰:“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禁郡國賣酒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湧水,蝗螽孳蔓,殘我百谷,太陽虧光,饑饉薦臻”

《又詔敕孫策》曰:“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形式整齊美觀,語勢連貫,或熔鑄情感,或說理辯言,淋漓盡致鋪陳開來,加強瞭氣氛和情緒。引用,即引經據典,來闡闡述自己的觀點,使文章含蓄,富有啟發性,更具說服力。

二、文飾美

古人在煉字、煉句所下的功夫頗深,創作態度嚴謹,創造出千變萬化的文體。文體即指文章的體裁與體性。讀一篇好的文章,通過文本,逐步感受其思想內容,讀懂文體中的氣勢、神髓、韻味。本小節將討論東漢詔書保留的言說特質和固定的行文結構,使人們品讀詔書這一特殊文體時,感受其嚴謹的結構以及古代公文語言體式之美。

《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一書中指出:“中國古代文體的生成大都基於與特定場合相關的“言說”這種行為方式。”不同的場合,需得采取不同的言說形式,長此以往就形成瞭不同的文體。袁宗道曾指出,“詔”源於《書》,即《尚書》。《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記言體史書,是最古老的記載王室言行的文集。文體形式主要有典、謨、誥、命、訓、誓。《文心雕龍·詔策》雲:“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就是說商周時期君主的專用文體有誥、誓、命,其中命是君主的命詞;誓多為軍事誓言;誥記載君主對臣子的講話。

東漢詔書的修辭美與文飾美

而《尚書》中誥、誓、命文體形式,多處可見言說的痕跡。如《尚書·大誥》雲“嗚呼!允蠢鰥寡”,“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禦事。”《尚書·康誥》雲:“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尚書·顧命》雲:“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而這一言說特點也可在東漢詔書中也可找到。如《使諸儒共正經義詔》曰:“於戲,其勉之哉。”

《下詔貶削齊王晃等》曰:“於戲,小子不勖大道,控於法理,以墜宗緒。”《策司徒夏勤》曰:“於戲!實惟秉國之均,旁祗厥緒,時亮天工,可不慎與!。”《詔魏太子丕嗣位》曰:“於戲,可不勉乎?”於戲,“於”即“烏”字,古音念“wu”,“戲”古音為“hu”。“於戲”等同於“嗚呼”。詔書用“於戲”發語,用感嘆句、問句表達意義,加強語氣。語義直白明確,不多加修飾。隨著文學傢文體意識的蘇醒,詔書功能愈加完善,顯示瞭特有的體例特征。即東漢詔書文體的第二個特征:具備同一功用的內容,往往有相似的結構或文辭。

東漢詔書的修辭美與文飾美

漢代罪己詔,行文結構基本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通常是形成定勢的自責用詞。多用“朕以不德”、“朕之不德”、“咎在君上”、“咎在朕躬”,反省君王政治失德。表格中唯見漢靈帝所下《特詔問災變》中言:“未知厥咎,朝廷焦心”。漢靈帝,史上認為東漢最為昏庸的皇帝,其統治期間,大興黨錮之禍,大興土木,百姓難以為生。就連天降災異都推說說不知何由。

第二部分則述說災異的具體表現。如明帝永平三年,《日食求言詔》曰:“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物宿儲。”安帝永初二年,《求言詔》曰:“萬民饑流,羌、貊叛戾。”第三部分采取補救措施。“其上封事,靡有所諱”、“舉賢良方正,開不諱之路”、“賜天下男子爵”等。以上可知,罪己詔的基本行文體式為:由皇帝自責德行有失——描述災異——采取補救措施。

封賞類詔書結構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具體介紹功績,如《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詔》曰:“束身自修,執節淳固”,《還馮魴爵土詔》曰:“數進忠言”,《詔告盧江太守東平相》曰:“束修安貧,恭儉節整”等等。第二部分則是封賞的具體內容,或加賜錢財,或封官進爵,或惠及子孫。

東漢詔書的修辭美與文飾美

從封賞詔書的數量和內容上,可窺帝王個性和當時政治需求,光武帝時期,因鞏固政權,安撫人心的需要,封賞較多。明帝為人嚴苛,封賞詔書較少。章帝好儒術,性溫和,故多有封賞詔書。東漢後期吏治腐朽,皇帝多為昏庸之徒。如順帝、桓帝多有封宦官詔書,甚至桓帝以“與朕有潛龍之舊”,封舊友張彪鮑吉為侯。而其他帝王皆是封賞不畏權貴、上書直言、或廉潔奉公、鞠躬盡瘁的忠孝之士,或有軍功之臣。

詔書中多出現“朕甚憨之”“朕甚憂之”“朕甚厭之”“朕惻然傷之”等類似的詞語,來表達帝王的情緒。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某些篇目,遵循著固定的行文模式,詞匯、語句、體式都大體相似。而且詔書邏輯結構嚴謹,不多廢一字一句,文約意豐,極好的履行公文的使命。無怪乎漢詔成為一代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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