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漢《海權論》(十六)5英美重新聯合的可能

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個國傢能像過去那樣獨霸海洋。英美兩國間基於共同血緣的親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確立同一種族對海洋的支配“親緣關系” 和“ 同盟” 兩個詞表達的是兩個極為不同的意思;就其中包含的權利與義務的意義而言,它們賴以存在的基礎也根本不同。前者指一種自然的聯系,後者則純粹是後天的,即使它可能產生於隨前者而來的情感、共同利益和對於義不容辭的責任的意識。相應地,在“ 同盟” 的詞源學意義中,可以找到一種受制於一條人為的紐帶的感覺;這紐帶既可是力量之源,又可帶來憂煩。它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對應物就是婚姻紐帶。當它存在於從人性中升華出瞭超越一切的情感的特殊狀況下,無疑是所有紐帶中最強有力的;不過,如日常經驗所表明的,當愛因固有缺陷的存在或不良意圖的萌生而凋謝,隻剩下冷冰冰的義務時,婚姻就成為同樣最令人傷神的東西。就個人而言,我樂意相信近些年英國和美國間友善之情正緩慢卻實實在在地上升——最近的喬治· 克拉克爵士的和亞瑟· 席爾瓦· 懷特先生在 《北美評論》上的文章令人高興地表明瞭這點一確實證明瞭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傳統正使兩國相互感知,並且正摧毀著那將具有共同血緣的兩國人民分離開來的隔閡之籬。在這兒我們見到的是親緣的作用,是共同的源泉導致的完全正常的結果,是同一血緣的孩子們的自然親情的流露。他們曾相互爭吵並疏遠,但後來都認識到這樣的一種狀態是錯誤和有害的。這種復活的情感或許會吸引那些觀察著世界問題之生成的人們的註意,讓他們認識到想象和情感在多大的程度上駕馭著世界。如果在強烈的感情沖動之外,我們還未忘記在兩國相當不同的政治形式之下存在著共同的、世代相傳的政治傳統和思維習慣,每一國人民的政治發展受著同樣的道德力量的支配和塑造,兩國逐漸走向行動的協調一致的可能就會變得日益引人註目。在分佈於歐洲與美洲文明的所有因素中,沒有什麼能象兩個根本的但卻是對立的因素——個人自由和對法律的尊從——的獨特結合更有積極作用。這種作用在英國和美國得到瞭最為淋漓盡致的發揮,在這僅有的兩個體現瞭這種結合的國傢,一種求得兩者間恰當平衡的方法已經形成瞭。象其他的國傢——樣,我們也會在雙方間擺動,時而傾向這邊,時而傾向那方,但在任何一個方向上都不會過多地偏出正常狀態。

馬漢《海權論》(十六)5英美重新聯合的可能

還有另外一個這兩國身上皆存在的、並使它們傾向於選擇類似的行動方針的情況值得註意。在為歐洲文明所沐浴的國傢中,這兩國是僅有的在不同程度上與所有存在的敵手在地理上相分離從而得以免承龐大陸軍重負的國傢;不過,與此同時,它們必須以海洋為主要渠道和與它們國傢的福祉相關的國傢相交往。對於地理上的孤立對於英國的歷史發揮瞭多麼巨大的影響,人們已有充分的瞭解。就英國而言,英倫列島有限的領土幅員不同尋常地加劇瞭促使居住於其的人民在疆界之外尋求行動空間的客觀趨勢。另一方面,喬治· 克拉克爵士引用的數字充分表明瞭產生於同樣原因的同一種趨勢也存在並作用於美國身上,盡管尚未完全有人居住的廣闊的國土和由保護主義體制造就的大批國內產品的消費者導致瞭對於這一趨向的一些偏離。簡而言之,英美兩國的地理狀況在性質上相同,雖然程度有異;它們按著同一方向來對兩國發生影響。對其他國傢來說,陸地以及隨之而來的特權與光榮是國傢的繁榮與聲譽的主要源泉;對英國和美國而言——如果它們正確地估計瞭它們在人類進步的偉大戲劇中可以扮演的角色的話,則是海上利益與其息息相關。在廣泛的意義上理解海上利益,它要求——作為它安然存在並發揮作用的條件之一,有一支組織得力的力量用以駕馭海洋事務的總進程並在必要之時維護指導海上戰爭的法則。這些不僅是基於一個合理的推理過程之上的思考所得,也以歷史的教導為依據。通過運用這種力量,通過維護這些法則,通過僅僅使用這些手段,在那英國是唯一的海上強國的十九世紀之初,英國使自己免遭崩潰。並且強有力地使歷史沿著一條較好的方向前進。

當上述諸有力的、決定性的因素共同發揮作用。將英美兩國匯入瞭同一條道路之時,當激情開始要體現為行動的時代將其曙光投入人們的眼簾之時,一個油然而生的問題是:那些為這些曙光而歡呼並將欣喜地加快這個美好時代到來的國傢應支持怎樣的當前政策?《北美評論》在一個短時期內集中登載的卡耐基先生、喬治· 克拉克爵士和懷特先生的文章表明並沒有太多人尋求回答這個問題。在這裡,盡管我象其他一些人那樣希望看到英美兩國在海洋或其他方面形成一個同盟,但當前的形勢使我不能設想這點。我寧願說:讓每個國傢受到更多的教誨,認識到自己的海洋利益的廣泛程度吧。如果這點做到瞭,它們利益的一致將變得一目瞭然。在沒有“ 經驗” 這位偉大老師的情況下,這種一致感不可能牢牢地印在人們的心中;而經驗也不可能存在,如果不發生隨著那並不遙遠的時代而來的事實。在這個時代中,美國人民必須再次致力於向海洋邁進,對外大展鴻圖,如同他們在故土和新的傢園上的先輩所做的那樣。

但是還有著其他的問題。在這個背景下,對於每一個國傢適當的活動領域,對於就對熱誠合作之實現至關重要的地方達成一致,雙方目前還可能產出疑問;使這種情形更顯突出的是,隻要美國自己還是不願意通過創建一支足以依賴的力量來保證有關地區的安全,就不能合理地期望英國會相信我們具備締結同盟的條件,或在對其海上權力至關重要的地方向我們作出讓步。正因為在調整每一個國傢所扮演的角色的過程中——令人滿意的合作可以此過程為基礎,一定數量的摩擦可能出現,所以我不會主張在時機不成熟之時為建立同盟而努力,這種實現所希望的目標的舉措是強人所難的,而且甚至可能令人著急上火。我寧願一貫地強調雙方在天性和周圍環境方面的無可否認的相似之處,它們表明瞭共同的血緣,預示瞭共同的命運。將這種思考的種子植於土壤之中,它會發芽、生長:先出現葉片,然後是穗兒,接著結出豐滿的果實,這時你就可以用你的鐮刀收割你的政治成果瞭。不過現在它顯然尚不成熟。靜靜地,不事張揚地,如同緩漸的自然過程,情感就被揉合進瞭國傢的軀體之中,薩姆特港的國旗受到轟擊,我國內戰爆發之時北方的一躍而起證明瞭這點。當時的情形表明瞭對於聯邦和國旗的摯愛如何深深地浸潤進瞭大眾的心靈中。這種摯愛為對信念的長期的執著,為無數的七月四日演說所培育。這些演說常常無疑是虛誇的,有時還可能是滑稽的,但在北方各州都被籠罩在戰火之下的時候,蘊於其中的生命力及其壓倒一切的作用就活生生地展現瞭出來。在南方,同樣明顯的是,對於州應成為個人絕對的效忠對象的一貫強調如何牢牢地、難以抗拒地抓住瞭南方兒女的心。在那時,還有什麼紙面上的協議、條約或同盟能被運用來將思想已遊離得如此之遠、利益是如此相對立的人們聚合在一起呢?盡管我堅信英美兩國在海洋上真誠地攜手合作有利於這兩個國傢以及整個世界,我還是同樣地相信不僅應該希冀而且應該平靜地等待這種局面,與此同時創造這種真摯友情所依憑發育的條件。所有人都熟悉“ 驅動過程” 這個詞所表達的意思。有些東西是不能強求的,有些過程是不能被催促向前的;隻有當作物從它們沐浴於其中的陽光和空氣那兒慢慢地吸收瞭有益的影響時,它們才能茁壯、協調地生長。過度的想象能將一個過程驅進多遠?你打算急風暴雨般地予以占據的思想會出現怎樣的必然反彈?卡耐基先生的《向前看》一文和喬治· 克拉克爵士這位英美同盟——在我看來是理性的而非倉促的意義上的同盟——的熱情支持者對所表示出的疑義給予瞭令人愉快的說明。英國這麼一個有著充滿光榮與艱辛的歷史的國傢作為一個整體尚沒有做好準備以向著和美國的再次聯合邁出不同尋常的一步,卻突然碰到瞭這麼一幅最終圖景:其中的情形我不會說不可能出現,但肯定會使英國許多在多個世紀中辛勤得來的成就付之東流。分裂、國傢認同感的消失、制度的甚為劇烈的改變、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帝國向一個大聯邦下屬部分的地位的淪落,這些也許就是英國在遙遠未來的命運。我確信,假如我是一個英國公民,這種前景不會在今天吸引我沿著這樣一個方向挪進一寸。無疑,這張在所有鳥的視野中張開的網一無所用。

指責喬治· 克拉克爵士和懷待先生的建議隻會將那些他們謀求去說服的人趕開得更遠是沒道理的。這些建議都是清晰、坦率和有條有理的,它們的前提充分考慮到瞭兩國共同利益的無可非議的理由。對於喬治爵士的建議,密切的私人關系使我有幸能更好地瞭解。它的妥貼不僅僅由真誠的善意和對於任何關系到美國的問題的廣泛認識所決定。

如不去挑剔這些建議的細節———對此我提不出多少意見,我對它們的異議僅僅是:我不認為時機目前已經成熟。在美國人的心中和認識中,還不具備接受英美聯合的土壤,我也懷疑是否英國公民更有心理準備。兩個建議都想到瞭英美間的海軍同盟,雖然具體的主張不一。可是,難點是美國作為一個國傢尚未認識到或承認它在海洋上有著巨大的利益;而且,我國人民的大多數依然堅持深植於我們已往的政治史中的這種信念:我們的抱負應該受限於洗拂我們的東部、西部和南部海岸的三處海洋。對我來說,我相信這種認識曾是真理,但甚至對當前而言——更不用說對於如此之近以至於幾乎不需要預言傢的解讀的未來、它再也不能被認為是正確的瞭。如果它隻是一種偏見,就必須在采取其他行動之前被清除出去。在我國,如果要有穩定的、一貫的國傢政策,它就必須和公眾的信念保持一致。後者一旦形成,長時間也許無聲無息;但碰上特定的時刻,就會化為強有力的行動,如 1861 年北方和南方在多種因素驅使之下的行為所表明的。

假如國人對於海洋事務的思想意識不發生什麼變化,他們不可能認為決定著國傢繁榮和歷史走向的最有力的因素存在於海洋之上。這個主題不僅對於一個國傢有其重要性,也關系著世界歷史和人類的福祉。就迄今我們看到的而言,人類的命運維系在存在於歐洲及其美洲的分支的文明之上。那麼,受到並不過分的贊許的我們歐洲和美國文明又究竟是怎樣的呢?它就是一個未開化時代沙漠中的綠洲,為許多內部的爭端所分裂,在其中起最終決定作用的不是組織的精巧細致,而是組織以物質力量的威懾性的、有效能的姿態——它足以抵禦數量上占壓倒優勢但未經充分地組織的外部勢力——來表達自己的能力。在當前環境中,歐洲可觀的軍事力量一方面制止瞭外族對歐洲的進犯,另一方面也成功地處理瞭自身內部的粗野之舉。對於後者,我們不時地給予嚴厲的警告,對此人們幾乎不能裝聾作啞。不過,我們極少給予那些來自於外部的、和我們文明的精神格格不入的種族的危險以充分的註意,人們也未認識到國傢間武裝的警惕——這種態度如今為歐洲所有大國所持——對於我們文明的保持有著多麼重要的作用。即使我們未考慮到這種對於處於非從屬的、無政府的時代的社會無價的意義,如此眾多的處於最容易被打上烙印階段的年輕人又受到瞭關於服從、秩序、對法律和權威的尊重的教育。認為在為人所希望的歐洲國傢的尚武精神的沉淪中存在著一種對於世界註定要朝向普遍的和平、廣泛的物質繁榮和安逸前進的保證將仍是一個看似有理但絕對不然的錯誤。這種誘人的理想不會由代表性的文明國傢實現,如果它們放下武器,松弛它們精神上的緊張,並從戰獸變為隻宜屠宰的肥牛的話。隨著迦太基的陷落,在不存在一個需要防范的勢均力敵的敵人的情形下,羅馬登上瞭地中海文明世界的支配者地位。在羅馬的治下,普遍的和平逐漸得以實現;但是,在我們戰火寥寥的當今時代也可找到其險惡的對應物的內部的社會和政治分歧又將其擊得粉碎。當時,隨著地中海文明國傢之間沖突的衰減,物質的繁榮,一般作物和奢侈品的豐富都達到瞭頂峰,而兵器卻從僵顫的臂上無力地滑落在地。在高盧和日耳曼戰事中,天才的愷撒修築瞭一條外圍樊籬,它如同一條堤壩,在多個世紀中一直得以維持;但當伴之瞭它的出現的錚錚豪情蛻變為瞭對於舒適、財富和普遍的安逸的迷戀時——這就是今天的和平預言傢所想要的,它也就分崩離析瞭。入侵者波濤般地洶湧而來。大雨傾盆,洪流泛濫,狂風呼嘯,房屋和堡壘在沖擊之下傾覆,因為它的基石不是對於用以保衛珍貴之物的鋼鐵之腕和無畏之心的堅定依賴。

安適長久地存在,貿易不受阻礙,困苦一去不復返,所有的艱辛都從生活中消失,這就是我們現代的夢想。但是,我們能得到這些麼?我們完全可以把這些作為癡戀所在麼?幸運的是,目前我們還不能這樣。如果我們願意的話,我們盡可以對和我們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外部的蕓蕓眾生視而不見。他們如今是虛弱的,因為我們有著更高的物質發展水平,依然保持著也是前者的主要財富的糾糾武夫精神。不過,即使我們無視他們,從內部產生的解體的危險已使我們腳下的土地發生瞭動搖,而唯一的安全之策隻能是對它時刻予以警惕,在國傢間的爭鬥中,在各種分歧的凸現中,在各類抱負之間的交鋒中,聚存著尚武之氣。單憑它就能夠萬無一失地對付隱現於多個世紀之中的外在或內在的破壞力量。

美國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海軍強國且懷有由跨洋的地理位置導致的需要所規定的明確的對外打算並不是對於普遍和平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保證,未來可能存在的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同源同種的國傢之間的誠摯合作同樣也不是。包含於歐洲文明命運之中的整個世界的最美好的前景不是基於普遍的和睦,也不是基於對於不間斷的和平的憧憬。隻有在利益的競爭中、在復興的民族感中、在每一國人民的首先供己所需的決定中——席卷世界的保護主義浪潮是該決定的鮮明象征,才可以聽到這種保證:多個世紀的英勇戰鬥所建立起來的宏大的制度規范尚未受到侵蝕。在這種極具創造力的鬥爭中,無可否認的利益和覺醒的國傢意識將引導美國發揮它的作用,拋棄隻適用於它的幼年時期的孤立政策;並認識到,盡管避免卷入歐洲人的事務曾對其獨立性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今天它從歐洲人處承擔一份辛勞就是為維護這個文明的共同利益而負起一份應盡的責任。我們的太平洋地區和英國的太平洋殖民地已在一陣本能的震顫之中感到瞭一些精明的歐洲人在中亞和北亞的眾多人口中察覺到的那種威脅。他們向太平洋諸島的峰擁而入表明這股洪流不僅可能順陸西湧,也可能跨海東進。不過,我沒有細致地探究過這種浩大的運動的細節,其實,它也許永遠不會發生,但在當前形勢下它的可能性還是明顯地隱現於未來的地平線上,對它的唯一屏障將是我們文明的代表者的尚武精神。不管發生什麼,海權在當今年代將扮演它在任何歷史時期都扮演過的角色;而美國由於它的地理位置,必定成為向文明世界的海權提供動力的前沿地帶之一。

如果到時人們應被看到已經做好瞭準備,他們現在就應切實地理解當今的形勢——如本文的開始所提的——並依循這個認識而行動,這才可以對看來遙遠的緊急事態做到有備無患。憑借海洋商業和海軍優勢控制海洋意味著在世界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為不管陸地能產出多麼豐厚的財富,沒有什麼能象海洋那樣為必不可少的交換提供便利。

關於海洋——也許更應該說是水域——的基本事實是它是大自然中偉大的交通媒介。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個國傢能象過去那樣獨霸海洋。象與之相比微不足道的陸上利益一樣,對海洋的控制必須通過競爭獲得,或許還需一番武力較量。作為各國為之角逐的最大獵物,控制海洋也會象其他激起爭執的利益一樣有助於使對目標的矢志不移精神和力爭上遊的品質處於生機勃勃的狀態,而這些正是文明國傢社會的力量所在。這個社會的一體性不體現在各種情形的簡單雷同上,而在於道義和思維上的共同標準。

盡管所有歐洲文明之內的國傢都有著許多共同的東西,但是如普遍承認的,還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將它們分為各自內部有著基於共同血緣的明顯親近感的集團。

不過,如陸地上常常發生的情形表明的,當這些集團的成員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時,這種鄰近可能會象同極的電流那樣產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為決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處則被拋之腦後。另一方面,如果邊界相距甚遠,相互接觸輕微以至於不會引起政治沖突———就象英國和美國之間的情形,同一種族的生存、發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為政治理想所在。這種理想將為政治上的聯合所弘揚,而後者反過來主要基於自然的親情以及對於攜手合作帶來的相互利益的明確承認,而不是巧妙炮制的條約協定。如果合作精神存在,一個種族就會有著充分的聰明才智為這種精神的發揮效用提供必要的手段,而英美兩國也會在控制海洋這個將它們分離開來的有益工具方面找到任何一方都不能單獨駕馭、但或許可以為這個種族的聯合力量所支配的對象。如果一個英美間的同盟真地到來,它也許更是無法違逆的大眾呼聲的產物,而不是政治傢以嫻熟的手腕擬定的計劃的體現。

但是,我認為,我們或許不必持有這種經常被提及、喬治· 克拉克爵士也極力鼓吹的認識,即英美間的相互支持在將來可能會使海洋商業總體上免受迄今它在戰爭中所受到的侵擾。在此我必須試著將我自己的觀點表達得極為清楚,因為它們在一些人看來似是消極的,另一些人則可能認為它們與我在其他地方對這個話題所作的大量、系統的探討相矛盾。

喬治爵士和懷特先生都主張建立的英美間的同盟——前者指的是一個海軍聯盟,後者則指正式的條約關系——針對的主要是戰時的可能事態。的確,每個人的主張的主要特征都是在英美之間促進友善,防止分歧因素的出現,但即使追求這個目標也是為瞭兩國在和其他國傢的關系出現困難的情況下可以互為倚重。這樣戰爭確實可以更肯定地被避免;即使戰爭來臨,人們也會發現這兩個國傢在海洋上連成一氣,從而在海上無懈可擊,據有瞭海洋一直隻賦予其絕對的統治者的對總體形勢的控制。在我看來,英美聯盟得心應手的邏輯結果就是霸權。可是接下來,如果高高在上,為什麼還要向某個敵國讓步,同意它的商業不受侵犯呢?喬治· 克拉克爵士說, “ 無論英國還是美國都不能在其他國傢的商業中找到攻擊的動機。 ” 為什麼找不到?海軍的存在又是主要出於什麼目的呢?肯定不僅僅是為瞭相互打鬥,從隻是為瞭打敗對手的戰鬥中獲得約未尼所稱的“ 一無所獲的光榮”。如果如所有人所同意的,海軍的存在是為瞭保護商業,必然的推論是它在戰爭中的目標必須是使敵人得不到豐富的資源。很難想象海軍還能有什麼比保護和破壞貿易更廣泛的軍事用途。喬治爵士其實看到瞭這點,他在其他地方說道, “ 破壞商業隻有在遵循瞭給敵人以最深重打擊的原則、著眼於加快戰爭勝負的到來之時才能被認為是正確的”。不過我認為,他還是未充分認識到這個限制性讓步的重要性,他和懷特先生看來都沒有恰如其分地承認商業破壞的巨大意義。

我認為,兩位的缺陷在於沒有清楚地看到作為非決定性的一種戰術的商業破壞和憑借強大海軍對海洋的戰略控制的商業破壞之間的差別。所有的海洋國傢多多少少都將其繁榮建立在海洋商業而不是其他某個因素之上,一些國傢尤甚。對這樣的一個國傢來說,無論是用本國的船隻還是用某個中立國的船隻進行貿易,無論是進行對外貿易還是海岸貿易,海洋總是最重要的命脈,但在任何形式下它的海洋貿易都可能處於一個有著決定性優勢的對手的掌握之中。

所以,難道可以期望這樣的對手會放棄如此的優勢?會執意犧牲鮮血和金錢來打仗?或者會既保持一支艦隊,但又讓它在用不著作戰的同時毫不采取綁縛敵手、迫使它使用不瞭自己的港口這類明顯手段,從而使金錢白白花費?在和法國的戰爭中,英國的海軍不僅保護瞭它自己的商業,也打擊瞭敵人的商業,這兩者對於英國的勝利起瞭至關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為英國的海權雖然仍居於優勢,但相對於其他國傢來說已是今不如昔,不再是無與倫比,英國才轉而承認掛中立國旗幟的船隻上的貨物不可侵犯這一原則。這項讓步出自於地位的相對虛弱,或者也可能出自於某種被誤解瞭的人道主義。不過,不管它是否適當,它隻會對中立國有好處,對強大的交戰國不利。在政策上講,對英國的這個讓步的唯一合理解釋是:英國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樣承受額外的敵對負擔,如果中立國將和它的敵人站在一起的話。在另一個場合,我曾說貨物受旗幟保護的原則永不會變瞭,意思是說從當前的跡象來看,沒有哪個強國會在海洋上強大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可以用武力推翻這個原則。

同樣地,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斷言,一個對其海權有信心的國傢或同盟永遠不會作出讓步,讓某個海上敵手的被不恰當地稱作“ 私人財產” 的東西免受侵襲。任何時代的較弱的海上交戰國都夢想實現這點。從它們的角度來看,它們的乍一看很合理的論點很有說服力。拿破侖一世這個大掠奪者在把以戰養戰的原則推至極至方面是竭盡全力,毫無惻隱之心,甚至在和平時期都毫不猶豫地以附屬國為其軍隊的供給來源,用歸根結底就是以屬於外國人的私人財產的財富來供養自己的軍隊,可是當他把別人對其帝國海上貨物的截獲和對運行於一條內陸鄉間小道上的一車貨物的截獲相比時,他倒變得理由十足,表面上看來極具說服力瞭。

在所有這些論調看似合理的表層下面並不存在多少令人疑惑的思想,它們都沒有認識到情形的本質不同。即使在陸地上,對私人財產的保護也是基於這樣的簡單原則:損害不會是任意的。就是說,當要達到的目的十分微小或者和可能引起的傷害十分不成比例時,對私人財產的侵犯就不會出現。由於這個原因,未投入商業冒險的個人財產在文明的海上戰爭中是受到尊重的。另一方面,如我們都知道的,在陸地上,規則根本不是不變的,當對私人財產的征用和破壞符合某個敵國的意圖時,它也就不受考慮瞭。一個跋涉於大道之上、手握短棒的人可以聲稱他的短棒有著文明賦予財產的全部神聖;但是,如他用棒子打破鄰居的頭,上述的對於他的財產的尊重也就轉瞬消失瞭。今天,運行於海洋之上的私人財產以最具活力的方式參與增進瞭它所屬的那個國傢的財富與資源。一旦這個國傢進入瞭戰爭,它的運行於海洋之上的所謂的私人財產就加強瞭這個國傢戰時的財力和耐久力,因而也就給對手造成瞭損害。在今天的熟悉戰事的人中,大多數都熟知陸軍對於交通聯絡的依賴。我們也知道,威脅或打擊一支軍隊的交通線是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戰略安排之一。為什麼?因為一旦和基地的聯系被切斷,一支部隊就會衰竭而亡;而一旦受到這樣可怕的威脅,不管在什麼不利的形勢下它都必須一拼。這樣,海洋商業對於一個海洋國傢的力量同樣有著一支陸軍的交通對於這支部隊所具有的營養功能難道不是再清晰不過的嗎?對商業的打擊就是對有關國傢的交通的打擊。它截斷瞭它的營養,使它忍饑挨餓,切除瞭它的力量之根基、戰爭之筋解。雖然有戰爭這個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們還是熱切希望商業能免受戰火襲擾,因為對商業的打擊的的確確是能發起的最致命的打擊。在所建議的用途之外,海軍也沒有其他的什麼用途瞭,比如說炮擊港口城鎮—這既較殘酷也欠科學。封鎖——如內戰中美國海軍所采取的,顯然隻是商業破壞的一個特殊階段,但它的成果會是多麼巨大!

馬漢《海權論》(十六)5英美重新聯合的可能

隻是在怯懦地小打小鬧、止步不前,商業破壞方針才可能遭致由行動不當引起的指責,而集中力量、有條不紊地控制海洋則無疑是值得肯定的致勝之道。另外,從比較中得出的一個合理的推論是,如同兩個交戰國同意保證敵對國的貿易不受侵犯,兩支交鋒的陸軍也可以就相互尊重對方的交通線達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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