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登基後認為大清此前八十餘年最大的癥結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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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22年,大清王朝一次撲朔迷離的新老交替終於得以實現。

作為新登基的雍親王胤禛此時已屆滿45歲,可謂人到中年。登基年齡盡管與康熙相比實在有點太遲,但卻有一個突出的優勢,即閱歷豐富,成熟穩重。此前,這位雍親王早已經在宮墻之內經歷無數次明槍暗箭“於群情利弊事理得失無不周知”《雍正朝起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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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畫像

對於閱歷,是雍正登基後的最大自信。他曾如此形象概括過自己事事都不如父親康熙,但是“惟有洞悉下情之處,則朕得之於親身閱歷,而皇考當日所未曾閱歷者。”​雍正似乎將自己過去四十餘年的藩邸經歷作為壓制群僚的最大資歷,並生動列舉瞭對他們所作所為的種種細節。什麼“陽奉陰違”“假公濟私”,以至“面從背非”這些官僚舉動“皆朕所深知灼見”。他如此表明態度就是要告誡官僚體系,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瞭,但是對於我這位新皇帝,你們絕對不可以再按照過去路子進行欺瞞,絕不輕饒。最後總結說:“較之古來藩王而入承大統者,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遠過之。”《雍正朝起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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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批示

面對康熙執政六十年留下的巨大傢業,未免蒙上瞭厚厚的灰塵,按照“政治一新”的原則,擺在雍正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整治數十年堆積下來的官僚疲軟作風。在他看來,大清的最大問題不是缺錢、缺糧、缺武器,而是缺乏基本的道德良知。不久他定調說:“朕欲澄清吏治,乂安民生,故於公私毀譽之間,分別極其明晰,曉諭不憚煩勞,務期振數百年之頹風。”甚至雍正想通過一人對國傢風氣的改變“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濯,則天下永享太平”。對於如此宏大治理天下的勾畫顯然註入瞭古往今來的大人物的歷史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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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果具體來看,大清的問題到底出在哪兒呢?

紀律,按照雍正的想法是,康熙一朝晚年紀律廢弛,官員們早已習慣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雍正特意舉例說瞭一個政治紀律渙散的例子:“朕在藩邸時,聞九卿會議,歸有紀錄,所議之事,則群然笑之,此等習俗,朕所深惡。”《上諭內閣》就是說如此高級別會議竟然被嬉皮笑臉中不當回事,政令怎麼能推行下去。在他看來,這些身處高位的人大多都是飽食終日,無所作為,終日打打太極拳,說一些無關痛癢的官話套話,真正能幹事的人並不多。登基的第二年,在臣下滿保的奏折上批示道:“朕之難處惟有蒼天及朕皇考、諸天神洞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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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形象

屬一等難事。若能遇一名賢能之人,乃朕如得活寶矣,將欣喜若狂。”可見雍正的乏才之患到瞭何等地步。繼位一周年後他又號召官員要重新審視自我職責,告誡他們“為治之道,要在務實,不尚虛名。”面對此前官場流行的做官之道“名實雙收”,雍正非常不滿,說這些所謂的“實”,其實就是個人的“貨財”,是“肥傢”,不是國計民生的“實”,至於那些“名”是官爵,是釣譽,不是實心做事的美名,由此他對官員貪污盡行霹靂行動,多次對貪污官員進行抄傢,並發狠說:“畢竟叫他子孫做個窮人!”而他自己也落瞭個“抄傢皇帝”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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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大清建國八十多年的疲軟,大清該何去何從?是該繼續延續康熙時代的“寬仁”,還是猛踩剎車,拉起警報?對於宮墻內充滿的不安,雍正給出權威定調“觀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上諭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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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書法

然而這位急性子的皇帝依舊在施政過程中開啟瞭大刀闊斧和嚴峻人治的節奏。當回復禦史關於實施一條例的批示上,雍正不無遺憾地說:“但天下事,有治人,無治法,得人辦理,則無不允協,不得其人,期間舞文弄墨,正自不少。雖條例劃一,弊終難免。”就是說,條例雖然是硬扛,歸根到底還是要靠人去推進,不然文件就是放空炮。相反如果一個好的規章被“壞人”執行,反倒成瞭他利用“貪營巧取”的工具。

按照雍正理想的方法就是要有一支正派的官僚體系帶隊,這樣事情就能辦好。為此他高度概括說:“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按照他的想法就是皇帝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於選人,然後層層推進,這樣事情就好辦多瞭。在他的寢宮養心殿西暖閣親書一幅對聯“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這種宏觀的想法不無印證瞭他的另一句表白“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三個“就是”酣暢淋漓地表達瞭雍正的坦率與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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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批示

雍正二年前基本處於對大政方針的摸索,此後不久,在他的一人帶動下,迅速全面啟動雍正新政。在給湖南巡撫王國棟的考核裡說:“王國棟心有餘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許之,然不能擴充識見,毫無益於地方,殊不勝任。”這個“殊”字表達雍正對他的極端不認可,於是將他內調虛職。

直隸巡撫李維鈞考察吳橋縣令常三樂,認為他“操守廉潔”,但“懦弱不振,難膺民社之寄”,擬將他調離虛職,上報吏部審核。吏部認為既然常三樂“生性怯懦,必有廢弛實跡”而李維鈞又沒有進行糾參,不予批準。李維鈞對此認為,常三樂沒有違法亂紀行為,就是個人能力不足,不能再予以重任。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上書雍正。雍正批示說,這事好辦,就照他“居官罷軟。殊屬溺職,相應革參”就是這樣不作為的官員雖然沒有貪污違紀,但本質上和違法亂紀的官員並沒有太多區別,根本就不能再進行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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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他打破瞭清代的一些人事規章制度,他說:“朕用人原隻論才技,從不拘限成例”他認為官員的使用在於做事,隻要能夠完成工作,不論所謂的排資論輩。

大臣田文鏡深得雍正信任要他從地方推薦人才,充實官吏隊伍,並且向他交底說:“朕從來用人,不悉拘資格,即或階級懸殊,亦屬無妨。”那時候敢於提出滿漢資格無妨的,有清一代除瞭雍正再無第二。

雍正用人如同織網,究其帝業十三年,在他手中倒下一批,同時又培養瞭一批非常有才能和人格的官員,為全面推動雍正時期的政治事業起到瞭極大作用。

雍正早期所用班底意在穩定政局,所用之人大有迫不得已。此後幾年,權利穩固後,他所使用的人得心應手。縱觀來看,雍正重用的大臣有允詳、允綠、允禮、福彭、隆科多、張廷玉、沈近思、年羹堯、鄂爾泰、嶽鐘琪、田文鏡、李衛、李紱,隨著政治格局變化以及雍正和諸如年羹堯、嶽鐘琪等關系惡化後,隨即不斷發現培養新的政治幫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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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奏折

雍正對科甲出身的官員歷來素乏好感,認為他們說得多,做得少,做事迂腐欠通。他曾對此說過:“國傢用人,但論其賢否,不當限以出身……自古以來,名臣良輔,不從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屢見有蕩儉逾閑者。”《上諭內閣》可以說,雍正用人的確做到“五湖四海”。與此同時他破格提拔瞭以田文鏡、李衛等敢作敢為的大臣。雍正性格多面,選擇用人更是多面,對他知心不給他丟臉肯幹事的人,雍正表現出超乎尋常的真性情,讓後人讀到相關批語,還能感受到一種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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