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細節中分析大明王朝可能被葬送的契機,盤一盤其中隱藏的關鍵點

撰文|趙固仁

是持久戰還是速戰速決,成瞭大明生死攸關的抉擇。

書案面前,崇禎正式下發洪承疇出任薊遼總督任命旨意,按照計劃,他將率領大明最後全面精銳部隊與建立不久的清朝皇太極進行決戰。一時之間,風起雲湧,遼東的局勢牽動著所有人的神經。此前的幾位總督無一不是悲劇收場,那麼洪承疇能否擺脫這一魔咒?而最重要的是,留給洪承疇的時間卻越來越緊迫。

大明的空氣處處彌漫著焦慮、急躁、憂憤和驚懼。對於這種情緒,崇禎自己用筆墨寫下“滅寇雪恥”的條幅傳示臣下觀看,以表明最高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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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右侍郎蔣德璟看後跪著向崇禎說:“我皇上滅寇雪恥四字,就是中興大有為根本。”接下來話鋒一轉卻說:“過去每次都見到皇上傳旨意給兵各部,以及申飭各地督府,所言無不周密詳細,可是到頭來各邊都沒有施行。其實兵何曾練?隻是將花名冊點操一番,花刀花槍,全無實著。”

這句話顯然讓崇禎大吃一驚,不由得對他說:“聞所未聞。”

然而,蔣德璟所說的是再普通不過的實情,對於皇帝來說竟然是不可理解的地步,顯然暴漏瞭這位皇帝對宮墻之外的事務知之不多,這種短板無疑是大明宮廷教育成長的結果。

君臣此後又對練兵和局勢進行瞭深入探討,最後蔣德璟還鼓勵崇禎說:“皇上神武百倍太宗,何患小醜”,希望他恪守祖制,自然“指日中興。”用這些浮皮潦草的拍馬結束瞭對話。

崇禎十三年洪承疇集結十三萬兵力在錦州、松山一線擺開與清朝決戰的架勢。按照洪承疇的戰略預判是這場戰爭必須是持久戰,而保存實力,固守城池才能握有更大的把握。在向皇帝匯報中,洪承疇用“且戰且守”來表述這場戰爭的打算。洪承疇的這種且戰且守的戰略是實事求是的,也是當時唯一可取的方案,況且堅守錦州城的總兵祖大壽被困五個月之久,仍信心十足,特地派士兵出城向洪承疇傳話,城內糧食足可支持半年,要洪承疇用步步為營進逼,不要輕易交戰。《明清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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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疇畫像

對於洪承疇的“且戰且守”,內閣一些官員向皇帝頻頻暗示,洪承疇是擁兵自重,坐吃山空,徒耗糧餉。

面對這種情況,他召見兵部尚書陳新甲商量下一步如何走向。陳新甲算是有長期基層經驗的官吏,擔任過寧遠前線兵備官員。對皇帝的問題,他回傢後,仔細斟酌寫出瞭一份“十可憂十可議”的報告,整體來說就是要速戰速決。

崇禎收到意見後轉發給洪承疇,在看瞭這些內容後,洪承疇認為速戰速決完全不可能實現,因為大明對大清的戰爭已經持續多年,再者“轉輸為艱,鞭長莫及,不若稍待,使彼自困為得。”雖然來勢兇猛,但是他們的後方補給不會持久,顯然這是最為成熟的計劃。

戰爭是個放大器,他清晰地放大瞭崇禎應對這場戰爭的短板與定見。看瞭洪承疇的奏報他覺得洪承疇說的有道理,當陳新甲再來鼓動速戰時,又覺得陳說的有道理。

最後從支持洪承疇轉變聽取陳新甲並下發給洪承疇催戰令,叫他“刻期進兵”。關鍵時刻猶疑不決,這是崇禎身上最大的弱點,顯然性格上缺乏的定力隱藏著他難以指揮這場最重要的戰爭對決的勝利。與此同時,陳新甲以兵部尚書的身份給洪承疇寫信,警告他:“你出關用兵一年有餘,耗費餉銀數十萬兩,既不能解錦州之圍,若再使內地受困,到那時,你不進山海關,則長城沿線空虛,如往遼西,則寶山空返,何以副皇上聖明,而謝朝中文武諸臣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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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圖

面對多重壓力,洪承疇不得不放棄瞭持久戰的想法,此後大軍出動,如同下餃子一般湧向萬劫不復。

是和是戰猶豫不決,陳新甲被殺的另一種解讀。

洪承疇正是被迫出戰接連導致失誤被孤軍圍困在松山時,清軍竟然給瞭一次機會,可惜白白錯過。

崇禎十四年的十一月,遼東的田野提前數日連降大雪,甚至深達丈餘,這時雙方正處於焦灼之際,清軍糧草出現瞭斷絕。想撤軍又擔心明軍追擊,於是通過蒙古人向明朝發出和談信號。陳新甲這次表現比上次似乎理性瞭許多,認為現在繼續打下去,明軍勝算越來越小,因此將這種和談思路開始釋放給崇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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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在幾天的思考後,認為一旦和談倒也很好,可以騰出手處理內亂。隻不過自己當初的“滅寇雪恥”必將損害自己的權威和形象。因此在陳甲新委婉提出這個建議後,他隻是表態說:“可款則款,不妨便宜行事。”當然,也有些記載說,陳甲新所提出的是二人私下達成的計劃,最終由陳新甲在內閣會議上提出。

然而他們推進這些重大戰略調整時卻最終敗給瞭繁文縟節的微末。

按照大明的慣性思維是,與皇太極議和本身就是一種無奈的恥辱,盡可能在表面上做的更堂皇一些。據說因為和談文書的盛氣語氣讓皇太極頗感不快,加之形勢逐漸對清朝有利,和談數次並未取得多大成效,耗費瞭許多寶貴時間。

有傳聞說,因為陳甲新疏忽將雙方文書放在桌上,被仆人以普通文書隨手交給相關傳送部門,導致泄密。消息一出如同驚雷一般震動瞭大明的官僚,在他們心中,與蠻夷和談無異於奇恥大辱,紛紛指責陳甲新“堂堂天朝,何至講款”,於是向崇禎彈劾陳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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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關鍵時刻,陳新甲未能清醒認識事情的嚴重性,竟然暗示是受崇禎的指示去與清朝議和。並引用瞭崇禎的原話:“可款則款,不妨便宜行事。”想讓這些言官住嘴。顯然陳新甲對這件事的判斷嚴重失誤,他不瞭解崇禎的性格,這樣的事情,他不可能自己背鍋。

當崇禎陸續收到彈劾陳新甲的奏折後大部分同意,但是對以“專擅議罪”不予認可,顯然如果同意這件事,必將自己示意和談的事情公之於眾。於是批復說:“陳新甲失事重大,法無可寬,但引律尚屬未確,可另行復擬即奏”。言外之意是,陳新甲必須死,但是要看什麼樣的罪名。因此有臣下陸續彈劾陳新甲“陷邊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從來未有之奇禍,亦從來刑書所不忍載之條例者也。當臨敵缺乏,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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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疏遞上,陳新甲人頭落地。

根本來講,陳甲新的最大問題在於擾亂瞭洪承疇的長久戰,最終將整個戰局推向不可挽回的地步,而他所謂的議和,完全是執行崇禎的指令,因此出現瞭大明亡國後期的另一個片段,那就是當需要議和暫緩危機時,此時卻沒人敢再做陳甲新。

大明的後期的錯誤大而言之是戰略誤判,小而言之是敗給瞭細枝末節的繁文縟節,官員們背後拿著算盤表面上卻滿口的仁義道德,最終將戰機白白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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