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明室還是割據自雄?談談鄭成功在明清易代中的態度

在東亞的傳統道德語境中,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比鄭成功更加特殊的英雄人物。他的身份定位出人意料地成為瞭一顆包治百病的萬靈藥:漢民族主義者視他為”反清復明”的豪傑之士;滿清朝廷將他當成維護東亞領土一統的金字招牌;遺老們在各色著作中不吝筆墨地美化他作為東林門生的身份;甚至連日本人都大力褒揚和宣傳鄭成功,突出他所成就的一番事業。那麼真實的鄭成功,在明末清初這個巨大變局中究竟有著怎樣的民族觀?尤其是當他面對新興的滿清以及搖搖欲墜的南明朝廷時,究竟是否有著如他自己詩中所說的一般,”試看天塹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的態度呢?

一、進取與頹敗:積重難返的弘、隆兩朝

盡管1644年的”甲申之變”宣告瞭明帝國在北方統治的覆滅,然而南方的多個省份卻依舊在明帝國的控制下,介於明朝政治體系中”兩京制”的貫徹落實,以金陵為政治中心的南部官僚體系依然在有條不紊地運作中。加之崇禎時代頻仍的自然災害對南方省份的經濟發展和農業生產影響薄弱,如果這時,執明帝國權力牛耳多年的東林黨,內部能夠有一個具有卓越戰略眼光的領袖人物振臂一呼,進行軍事和政治上的力量整合與分配,明帝國的國祚依然可以延續下去,未必不會重現一個新的東晉或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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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刻的東林黨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瞭內部鬥爭中,南明朝廷中的不同派系都希望借由擁立這個政治決策獲得有利於自身的政治地位,於是,”立福”和”立潞”兩派在朝堂上相互攻訐,彼此之間明爭暗鬥,甚至炮制出瞭”大悲”、”太子”和”童妃”三大疑案來對政敵進行打擊。這種內耗的局面嚴重影響瞭南明內部的政治凝聚力,雖然最終福王朱由崧得以繼位為弘光帝,但是僅僅維持瞭一年,弘光朝廷便被南下的清軍攻滅,南明的第一個政權宣告倒臺。

面對弘光皇帝被俘,群龍無首的局面,福建地區的軍閥鄭芝龍擁立瞭此前因為躲避清軍被弟弟鄭鴻逵巧遇並護送的宗室,唐王朱聿鍵,是為隆武帝,這也就是南明的第二個政權,隆武朝廷。隆武帝本人應該說具備相當的才具品格和雄心壯志,不僅為大儒黃道周所稱道:”不飲酒,精吏事,洞達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見也“,且於藩王時代就曾有過組織義軍勤王的舉動。但是鄭芝龍擁立隆武帝的本意並非是要光復中原,而是一種出於投機,希望通過將皇帝掌控在手中用以維持住自己在福建地區的權勢不發生動搖的心態。這就與隆武帝在其詔書中所說”恭行天討,以光復帝室;驅逐清兵,以纘我太祖之業“的進取之心背道而馳,可以說隆武政權與弘光政權相似,從建立伊始便矛盾重重,莫說是北伐收復疆土,就連自身的存續都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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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清帝國對南明反抗勢力的不斷絞殺,在外部壓力的進逼下,隆武帝曾嘗試過將政權由福建遷徙至江西贛州的湖廣巡撫何騰蛟處,卻為鄭芝龍所阻止。此事過後,隆武帝與鄭芝龍之間的矛盾愈加激化,最終鄭芝龍在滿清征南大將軍博洛以閩粵兩省總督之位的勸誘下,選擇投降,隆武政權隨之滅亡。可是,鄭芝龍的降清政策不僅沒有給他帶來預想中割據一方的地位,反倒在之後清軍的欺騙下被軟禁起來,失去瞭原有的權勢,而鄭芝龍所領導的鄭氏傢族內部也對他的舉動提出瞭異議,其中以其長子鄭成功的態度最為堅定。

二、猶疑與果斷:鄭氏集團的分歧之路

在鄭芝龍決定降清前,與鄭成功間曾有過交流,內容被記載在清初文人江日升所著的《臺灣外紀》之中:

其子成功勸曰:”吾父總握重權,未可輕為轉念。以兒細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高恃險,設伏以禦,雖有百萬,恐一旦亦難飛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然後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龍曰:”稚子妄談,不知天時時勢。夫以天塹之隔,四鎮雄兵且不能拒敵,何況偏安一隅。倘畫虎不成,豈不類狗乎?”

……

成功見龍不從,牽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威,脫淵則登時困殺。吾父當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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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歷史發展也驗證瞭鄭成功的判斷,南下清軍的最高軍事長官博洛在誘騙鄭芝龍進入營地後立刻調動清軍開拔,將鄭芝龍和隨同他前往強行軟禁並裹挾到北京,僅剩鄭成功與其叔鄭鴻逵當機立斷,率領尚未接受到降清命令的殘部撤退到金、廈一代,勉強維持著獨立自主的局面。群龍無首的鄭氏傢族看上去將立刻面臨徹底崩潰的危險,然而令滿清始料未及的是,鄭氏傢族並沒有因為鄭芝龍被擒真的走向毀滅,而是在不久之後便重新組織起來與清軍繼續對抗,甚至一步步成為瞭其在東南地區最大的威脅,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出人意料的情況,答案還是要從史料中尋找。

今天的我們,回過頭再看上面這段對話,至少能夠讀出其中潛藏的二點信息:

其一,在支配鄭芝龍投降的因素中,對滿清的畏懼大於其希望從明清對峙中攫取更大權力的冒險欲,從鄭芝龍對鄭成功的答復中便可窺見一二,滿清在極短的時間內掃平南明弘光政權,而江北四鎮的十幾萬軍隊幾乎無力抵抗,給鄭芝龍帶瞭很大的心理陰影。

其二,鄭成功遠比鄭芝龍更加具備戰略眼光和頭腦,即使尚未有過真正軍事經驗,鄭成功依然依賴對局勢與環境的判斷做出瞭正確的決策,滿清朝廷絕不可能像他們許諾的一樣真正給予鄭芝龍高官顯爵,更加不會放任鄭芝龍保留龐大的武裝力量,鄭芝龍的投降極大可能會有去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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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這兩者之外,另外一點耐人尋味的是,鄭成功作為鄭芝龍精心培養的長子,竟然跟自己的父親產生瞭根本性的理念沖突,乃至於公開質疑父親為傢族存續所做的決策,這在封建時代以”父為子綱”為本的倫理道德支配下是不可想象的。而背後的深層原因,則是鄭氏傢族的組織架構迥異於明清之交的其他武裝力量。

鄭氏傢族在一定程度上,並不能被看作是純粹的軍閥勢力,盡管他們也有著”其船器則皆制自外番,朦幢高大堅致,入水不沒,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銃炮一發,數十裡當之立碎“的龐大艦隊;以及”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者,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的豐厚收入。可從鄭芝龍自海上貿易起傢開始,從一開始跟隨華人海商李旦和顏思齊開拓航線,組織移民臺灣;到後來積累實力後積極追求明帝國的招撫,擔任海防遊擊,泉州總兵,再利用官方身份收攏整編東亞海域的其他小股海上勢力,鄭芝龍的所有活動,都是為瞭讓自己的商業力量變得更加龐大。可以說從一開始,鄭氏傢族就將自己放在瞭”武裝海商集團”這個定位上,其主導思想為”武裝力量為商業貿易服務,政治地位用以保障財富積累”,而縱觀鄭芝龍一直以來的行動方針,也完全按照此思想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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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武裝海商集團,其凝聚力和認同感建立的根本是經濟利益,鄭芝龍對於鄭氏集團的定位也就不同於遼西將門出身的吳三桂亦或是大西、大順的張獻忠和李自成,更像是一個盟主。而鄭氏集團內部的勢力結構也更多是小股海寇或者海商力量整合組成的大聯盟,鄭芝龍並不能享有威服自操的絕對主導權,更加做不到號令通達的上行下效。

這直接導致鄭氏集團在面對勝算頗高或勢均力敵的對手,如劉香和荷蘭人時尚能團結一心,而當遇到瞭勢如破竹且幾無敗績的滿清,便產生瞭內部分歧。鄭芝龍出於畏懼滿清加上對已有條件的眷戀,不願冒著損失現有地位和財富的風險放手一搏選擇降清,而直屬於他的勢力遵從並認可瞭鄭芝龍的決定,另外一部分不認可滿清異族身份,再加上對其一貫以來的民族壓迫,尤其是”剃發易服”政策不滿的力量則投效到鄭成功麾下,進一步對抗滿清的統治。從這裡我們可以說,誤認為鄭氏集團也是一個權力集中的軍閥勢力,從而采取控制鄭芝龍來達到收編整個鄭氏集團的決斷,是滿清在清初東南問題處理上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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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統與叛逆:鄭成功的民族觀以及其明對策

自1647年正式在金門以”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的旗號反清開始,直到公元1662年在收復臺灣後過世,鄭成功的軍事生涯持續瞭15年時間。在這15年時間內,鄭成功將原有的武裝海商集團打造成瞭一個具有相當戰鬥力和凝聚力的反清軍事集團,而自身也真正成為瞭一名政治領袖。在這種情況支配下,鄭成功面對南明的永歷政權以及滿清朝廷所采取的態度,也有著復雜的表現,影響其明清對策的原因,也應從幾個方面綜合考量。

首先是對明政策,毫無疑問鄭成功相比其父,擁有更加深厚的民族主義情結。自六歲從日本返回福建後,鄭成功一直接受瞭傳統的儒傢教育。鄭芝龍出於對傢族未來身份轉型的考慮,一心想要培養鄭成功走上所謂”科舉正途”,自幼便聘請飽學之士教導鄭成功經史子集,而鄭成功也在青年時代考上瞭秀才,並且在1644年前往南京國子監求學,師從名儒大傢錢謙益。鄭成功的正式姓名”鄭森”,及其表字”大木”就是由錢謙益所起。

因而在鄭成功的個人認知中,忠孝觀念根深蒂固,尤其是對於”華夷之辯”的認同感極為強烈,此後,在鄭芝龍擁立隆武帝後,鄭成功又備受隆武帝喜愛,隆武帝甚至說出瞭”恨朕無女妻卿”這樣的話,並賜姓鄭成功為”朱”,這也就是鄭成功”國姓爺”之稱的來歷:

“鄭鴻逵引其子肇基陛見。隆武賜姓朱。芝龍聞知,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見。隆武奇其狀,問之,對答如流。隆武撫森背曰:’恨朕無女妻卿。’遂賜姓,兼賜名’成功’,欲令其父顧名思義也。”——《臺灣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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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代意氣風發,正是做一番事業的時候,同時又得到瞭天子的賞識,可想而知這對於鄭成功的影響之大,而這也正是後來支撐鄭成功投入到反清復明大業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另一方面,鄭成功又不能忽視自明末以降”黨爭”所帶來的內部矛盾,這在南明時代更激化對皇位正統性的爭論。先有文章開頭所說的”立福”、”立潞”問題,而在之後隆武,魯王,邵武,永歷,各個不同的南明小朝廷間彼此對立,不同的派系的軍閥集團出於各自立場不同更是尖銳的對抗乃至於訴諸武力。在這種情況下,光復大業未成還能夠依靠手中武裝維持自身的安全,一旦有朝一日光復中原,在皇位歸屬上站錯隊的結局輕則身敗名裂,重則傢族敗亡。

面對這個問題,鄭成功采取的方法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虛尊已經去世的隆武帝為正統,而當得知永歷帝繼位後,鄭成功又第一時間遙尊永歷帝為君,這樣無疑是非常巧妙靈活的,具體好處也有下面幾點:

第一,隆武政權作為鄭氏傢族一手擁立的朝廷,其倒臺的根本原因是父親鄭芝龍降清,而這件事無形之中也成為瞭鄭成功事業發展的最大污點。前期虛尊隆武帝,不僅可以讓廣大反清勢力看到鄭成功不忘先帝的忠義,更能體現出鄭成功飽含在”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中,為父親洗刷恥辱的決心,進而樹立起一個”志存恢復”的綱領,為鄭氏集團從商業聯盟轉化為政治軍事集團打下鋪墊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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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無論是隆武亦或是永歷政權,都跟與鄭成功近在咫尺的魯王政權有著對皇位繼承權的分歧,而鄭成功與魯王政權也在對東南地區抗清事業的領導權上有沖突,利用隆武和永歷打擊魯王,從而讓自己的勢力范圍得以更快的擴張滲透,最終實現控制甚至吞並魯王政權的目標,也是鄭成功采取這一方法的考量因素。

第三,遙尊永歷是將自己納入到抗清同盟的舉動,在共同尊奉永歷的基礎上,鄭成功無論是在進攻清軍亦或是請求援助上都有瞭更多選擇。更妙的是,在自身勢力成長到一定程度而變成清軍重點打擊目標時,還可以依靠盟友轉移註意力,獲得輾轉騰挪的餘地。鄭氏集團不再是孤軍奮戰。

綜上所述,不能不說鄭成功在對南明問題上有著相當卓越的政治眼光,確實是明清之交一個傑出的領袖人物。然而世事無絕對,當回過頭再去看鄭成功對待滿清朝廷的態度時,會發現他的另一面,而當我們將這兩面結合起來時,一個真正的鄭成功,才會顯得更加飽滿立體。

四、私心與公義:鄭成功的對清政策以及他的終極目標

從表面上看,鄭成功跟滿清朝廷既有國仇,也有傢恨,鄭成功的母親翁氏(田川氏)甚至死於清軍之手:”韓代奉貝勒世子命,統滿、漢騎步突至安平,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劍割肚而死“,而黃宗羲更是在其著作《賜姓始末》中記載鄭成功”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采用日本的殯葬方式為母親行喪禮。在這種情況下,兩者間是絕無可能有任何緩沖餘地的,鄭成功也必定會跟滿清朝廷不死不休,奮戰到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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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實卻是滿清朝廷曾經一度想要招撫鄭成功,早在1652年時,滿清朝廷就有過對鄭成功的勸降計劃:

故姑以招撫一策,先將此賊牢籠,息兵養民,察其動靜;茍有反側,仍即剪除。若責令赴京歸旗,料彼不能從命,不必起其疑懼。

——《明清史料》

這段文字出自滿清朝廷的官方密奏,可信度應該較高,而滿清朝廷之所以會將招撫鄭成功提上日程,主要還是因為1652年時全國范圍內的抗清局面有瞭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在西南地區,大西軍餘部的李定國出兵貴州,將投降滿清的定南王孔有德擊殺於桂林,創造瞭前所未有的巨大勝利,而鄭成功也在多次小規模戰役中發展壯大,成為瞭東南地區反清軍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滿清朝廷同時面對兩個方面的進攻,感到左支右絀,力不從心,因而想要通過籠絡力量相對薄弱的鄭成功來集中力量解決意志力更為堅定,且擁有更強作戰能力的李定國。

而次年,李定國在擊殺瞭滿清親王尼堪後,聲勢更加壯大,滿清朝廷見狀更為恐慌,立刻利用鄭芝龍寫信給鄭成功,希望以父子親情打動鄭成功歸降,而鄭成功在接受到父親的信件後,恢復也頗為耐人尋味:

“蓋閩粵海邊也,離京師數千裡,道途阻遠,人馬疲敝,兼之水土不諳,死亡殆盡。兵寡必難守,兵多則勢必召集,召集則糧食必至於難支,兵食不支則地方必不可守。虛耗錢糧而爭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無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時坐鎮閩粵,山海寧寧(謐?),朝廷不費一矢之勞,餉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無害者也。”

——《先王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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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中表現出的中心其實是鄭成功並沒有對滿清政權關上和談的大門,並且暗示如果曾經許諾給父親的閩粵兩地交到自己手裡,一切尚可考慮,當然,依然要保證的還是鄭傢集團具有自身的武裝力量,不能放棄對海洋貿易的控制。而在之後,鄭成功給父親的另一封書信中,更是非常直白的說出瞭:”清朝若能信兒言,則為清人,屈於吾父為孝;若不能信兒言,則為明臣,盡於吾君為忠“這種露骨的話,看上去好像鄭成功對民族大義沒有多少堅持,反倒是唯利是圖,隻要能夠保障自身的權勢,也不介意再做一次鄭芝龍。

那麼,事實真的如此嗎?

要解答這點並不難,讓我們回過頭來結合著鄭成功對明的態度來看,也許就能夠一目瞭然。上面我們提過鄭成功對南明朝廷的政策是遙尊和虛尊,他們的共同點就是鄭成功之上並沒有一個能夠直接對其進行號令和在地位上超過他的皇帝,無論是業已去世的隆武還是遠在西南的永歷,他們對於鄭成功來說象征意味遠遠大於能夠真正施展的政治影響。實際上無論是鄭成功最開始得以獲得鄭芝龍的殘部進行自身的抗清活動,還是最終得以整合鄭氏集團,將其從武裝海商聯盟改造成一個政治軍事勢力,他所真正依賴的絕非簡單的民族大義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出身血統,他姓鄭,是鄭芝龍的嫡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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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相比較其他軍事集團,鄭氏在鄭成功多方改造後,依然殘存瞭大量商業貿易組織的元素,手腕更靈活,也更加變通。與滿清和談並且公開商討是否投降,這種舉動無論是在大西軍餘部,還是在夔東十三傢的抗清組織中,都是不可能出現和想象的,這種行為等於變相的變節。但是鄭成功卻可以這麼做,因為談判本來就是商業活動中慣用的伎倆,即使和談雙方都不清楚對方的底線,依然可以不斷地試探,摸清對方的底牌。

也正是因為鄭成功的出身,所以他盡管與鄭芝龍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是在思維模式上卻依然受到瞭相當程度的影響,體現最具體的就是割據心理。在鄭成功的戰略訴求中,最先確保的就是本集團的利益,鄭傢的財富,軍力,權勢不能有損失,自己要取得完全獨立和一言九鼎的話語權,與滿清談判未必是要投降,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借此向永歷朝廷施壓,申明自己需在東南沿海需要更大的主導權,如果無法在名義上取得,自己可能會做出其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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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從後來李定國積極聯合鄭成功出兵廣東卻最終被鄭成功失約也可以得到反向的驗證,如果鄭成功主動出兵,打通整個廣東、福建的勢力范圍,那麼南明的復興會出現一個全新的局勢,整個西南地區的抗清運動也會呈現出活力。然而鄭成功對此並不熱心,在他眼裡如果實現瞭這點,永歷帝的控制范圍會直接延伸到福建,自己獨立自主的情況就會受到影響,鄭氏集團割據東南的夢想就會被打破。

由此可見,鄭成功雖然有民族大義的情結,不可能真正投降滿清,但是其私心自用,不顧大局的性格缺陷,也確實影響到瞭明清之交的抗清局面。

結語

當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去審視身處明清之交中的鄭成功時,會發現他在實際表現上幾乎滿足瞭這一時期所有政治派系的理想訴求:堅持抗清被視為忠心明室;科舉秀才出身加之東林黨魁的學生身份也讓他被士人階層推崇;收復臺灣又滿足滿清政府對於國土統一的追求;甚至於母親是日裔的身份也成瞭日本人將鄭成功看作本國英雄人物的原因。正如文章開頭所述,在這種情況下的鄭成功,搖身一變成為瞭所有勢力共同追捧的標桿和旗幟,其影響力直到今日也餘波不減。

忠心明室還是割據自雄?談談鄭成功在明清易代中的態度

一個英雄人物是否應該是徹底完美無缺,將其化為大寫的符號激勵後來者;還是在瞭解他作為一個普通人,所擁有的弱點和缺陷後再客觀看待,也許這兩種觀點見仁見智。但在筆者看來,如鄭成功般,雖然曾經在面臨明清的選擇時采取瞭不同的方式,也無法擺脫自身集團利益為重的短視,可相比於同一時代眾多顢頇無能,乃至於賣國求榮的士紳軍閥,奮戰到最後一刻的延平王,也始終當得起那句”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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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一個有自己的私心,卻在掙紮過後依然能夠堅持住理想;大業未成也終究不放棄追求的偉人,更加能為後人所理解和認可,在這種看上去的軟弱和猶豫中,反而會流露出歷史當中少有的人性,而我們要分析和揣摩歷史的真正意義,也在這裡。


參考資料:

顧誠《南明史》,江日升《臺灣外紀》,黃宗羲《賜姓始末》,計六奇《明季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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