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疫情威脅仍在,保經濟與防疫情如何協調?

  中新經緯客戶端3月9日電 題:《賈康:疫情威脅仍在,保經濟與防疫情如何協調?》

  作者 賈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傢、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

  在中國,多省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數降至個位;除湖北外,各省市的復工復產已在有序進行。疫情重壓經濟的狀態似已開始走出陰霾。

  與此同時,疫情的腳步正在蔓延至全球,影響到包括意大利、伊朗、美國、韓國、日本等多個經濟體,甘肅等地出現的病例“倒灌”則顯露出另一重危機。

  在疫情威脅仍在的情況下,保經濟防疫情如何協調?住房公積金是否應當免除?地方政府同時面對財政壓力和經濟發展壓力,其發展空間在哪裡?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不同於非典

  現在疫情的沖擊受到影響最大的還是服務業,特別是交通運輸、旅遊酒店、傢政服務,以及金融服務的門店業務。由於產業鏈之間有相互的影響,另外一些行業,特別是武漢等疫情比較嚴重的地區,一般的產業也基本要停下來。

  2003年非典結束以後,經濟強勢反彈,原來受疫情影響比較明顯的服務業等等,在反彈過程中回升勢頭非常強勁。在2003年的下半年,經濟迅速的回升,把全年整個經濟增長拉到10%左右。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後,會不會出現與2003年類似的回升態勢?

  我認為此次疫情的影響如果說期待靠後面業務的恢復,完全沖抵一季度為主所受到的損失,不一定能夠實現。因為經濟生活中有一些階段性的表現是不能簡單類比的。

  2003年的時候,經濟是一個還帶有粗放發展特征的、非常明顯的上升時期,但2020年的經濟是延續著2010年以後的認識、適應和引領的經濟新常態,總體來說是個經濟下行時期。

  經濟發展前低後高的走勢是確定的,隻是何時能夠實現。服務業在疫情得到控制以後的重新恢復繁榮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財政政策要註意做些調控式的結構優化

  現在宏觀政策是非常明確的,財政要更加地註意提質增效。貨幣政策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這方面還是要繼續加碼。雖然總的表述仍然叫穩健,實際操作中,就是松緊適度裡怎樣適當放松的問題。這兩大政策結合之下,政策意圖非常明顯,要應對疫情沖擊下的經濟下行壓力,也要給經濟實施一定的刺激性的擴張,註入更多的流動性。

  而財政政策在這方面要更多註意,在配合貨幣政策總量適當擴張的同時,也要特別強調優化結構、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緊抓重點、兼顧一般等等,這也是財政政策的功能所決定的,要特別考慮怎樣做點兒調控式的結構優化的努力。

  在財政支持企業的政策方面,一些應急的資金已經安排出去瞭。據最近的一些信息,整個財政系統安排的應急資金已經是1000多億,落實到使用環節的已經400億以上,以後還會迅速地把其它資金用出去,這是支持抗“疫”的過程。

  另外對企業要有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措施,減輕企業負擔。征稅的方面,在具體措施上可以歸結出差不多十條:比如說,抗擊疫情、在重點物資生產企業,優惠征收增值稅;企業緊急購買的用於擴大產能支出的設備,免除相關稅收;大量受疫情影響的小微企業,各地要給予一些優惠政策措施,財政配合銀行系統,以財政貼息的方式支持貸款的投放,幫助企業,特別是大量有困難的小微企業,扛過疫情的壓力期。財政也要呼應有關管理部門,推遲繳納企業五險一金。

  所以,財政的支持政策既包括資金的投入、減稅的安排,也包括配合著貨幣政策給予更多的融資支持。

  正視弊病,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可以往前走

  疫情期間,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發表文章,“建議取消企業住房公積金制度”,我認為黃奇帆不是隻講免收住房公積金這一條,實際上是放在他自己的配套改革的思路和建議中的。我非常認同必須配套地考慮減稅、降負,還有機制創新、社會經濟轉軌。到瞭改革深水區以後,現在考慮任何改革問題都是牽一發動全身,必須是配套的。

  那麼就事論事,光講住房公積金確實也要改革的,改革的大方向我是認同的,住房公積金是值得肯定的,是具備支持我們購房者的支付能力的功能的。但是,也必須正視它已經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出來的相當嚴重的一些弊病。比如住房公積金實際上對於低中端的社會成員不能夠如願地發生支持作用。

  正視這樣的一些弊病,就得考慮在制度安排上往前走,我還是認為可以按照黃奇帆的建議積極地探討,把住房公積金必要的功能、好的機制替代下來。比如說,以現在已經有瞭比較充分發展、也有著肯定經驗支持的商業性住房按揭貸款為主,配上財政為後盾的財政貼息、信用擔保這樣的優惠住房按揭貸款的利率。那麼,原來住房公積金所體現的對於購房者的支持功能就可以延續下來。

  目前在住房公積金形成的收入分配方面的,實際上被批評為“劫貧濟富”的的偏差,以及資金運轉效率低下等等的問題,通過改革措施把它的肯定性功能替代之後,就可以分步做一個住房公積金增量上的停止。

  公積金沒有增量瞭,存量的部分可以讓職工選擇:你是願意適當地承擔一定的個人所得稅,或者說你願意在免稅的情況下,把它完全轉入自己社保的個人賬戶。這樣一來,新的機制替代舊的機制,保留瞭住房公積金值得肯定的功能,我覺得這是一個積極考慮的方向。

  地方財政有必要適當提高赤字率

  疫情期間,地方政府赤字率要提高,這可能是基本的共識。上一年官方公佈的全國合計赤字率是2.8%,那麼今年適當地繼續往上提升,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疫情之下,地方財政的減收是肯定的,一方面要降稅,另外一方面一些行政性收費也要減少,五險一金這種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也要降低……合在一起,減降的這些企業負擔很大程度上是體現在財政的減收上面,而財政發揮功能則需要得到資金支持。所以,地方的減收和地方的支出之間的缺口,形成瞭它的財力缺口,就必須考慮財政怎麼樣在更好地過緊日子的情況下,處理好收支矛盾。

  當然,除瞭赤字率指標表現的擴張之外,積極財政政策的含義其實應該更豐富一些。財政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在於優化結構這方面要特別地發力,產生它應有的作用。更加積極的財政,除瞭赤字率之外,還應該體現在它收支結構的優化上。

  地方政府除瞭提高赤字之外,還要精心地考慮,盡量壓縮一般性的行政管理費等等支出。再一個要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比如這些年大傢已經接受瞭的說法,有限資金的使用要四兩撥千斤,理論上講這叫乘數效應,或者叫放大效應,少花錢多辦事。

  一些地方上特別有意義的、支持民生改善的公共工程基礎設施,可以積極地考慮:政府出一點引資錢,調動體外的社會資金、企業資金合在一起,進行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一些架橋、修路、污水處理、垃圾處理,乃至醫院、學校的建設和翻修、改造升級、服務重整優化等項目,都可以以PPP的方式積極地去做這種政府四兩撥千斤式的資金運用。

  政府應該履行的職能,實際上是把政府體外的大量雄厚的民間資本拉過來去做改善人民群眾生活、化解一些社會矛盾問題等必要項目的建設。

  另外,最新數據顯示,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已下達6.28萬億,同比增長瞭1.26萬億。轉移支付的改革過去就一直在推進。疫情下的轉移支付的力度和結構,則要通盤考慮,在原來繼續優化轉移支付軌道上面,現在會結合著疫情沖擊,更多考慮專項這個方面。對於疫情嚴重的區域,有“戴帽”資金下達的專項轉移支付的支持。而在一般轉移支付方面,還會延續原來的軌道,就是中央用客觀的統計數據支持的計算公式來分配對地方的一般轉移支付資金。資金落實到地方以後,地方完全自主支配,結合自己的預算安排,合成一個資金盤子來自主決定使用去向。

  如何迅速拉動經濟發展?

  總體來說,從全國而言,中央的基本精神,我們現在推進高質量發展,要特別註重的是實體經濟能夠升級發展,實體經濟的升級發展,當然就包括堅定不移地在改革深水區進一步地攻堅克難,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制度創新來打開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空間。

  在不同地方政府轄區要貫徹適當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怎樣貫徹結構優化的政策,也有一定的挑戰性,一定要在各地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概念落在定制化的方案設計上。

  比如,在北京的發展過程中,中央不再提經濟中心瞭,但是卻提科技創新中心,什麼意思呢?北京經濟主要的創新活動是要落在像中關村概念的高科技重點上面。

  而像武漢這樣的區域,前些年已經有瞭一些很好的產業集群和與城市基礎設施相呼應的建設基礎。一旦疫情得到控制以後,武漢的發展可能就要更多地考慮整個的產業、經濟、城市以及周邊的城市群,究竟應該以一個什麼樣的戰略規劃來給予全面的指導?武漢的產業方面具體各種功能區的匹配應該更全面一些,它應該是一個重化工業、輕工業、第三產業、科技創新,還有教育發展基地等等所有因素合在一起的一個區域發展戰略。

  各個地方都要有自己定制化的、盡可能高水平的解決方案。

  除瞭武漢、湖北之外,中國國內應該說疫情得到瞭明顯控制,但是國際上很多的經濟體,現在風聲很緊,疫情還在迅速上升,產業鏈受到沖擊。

  我估計首先在第三產業方面,比如航空公司很多就沒什麼生意可做瞭,旅遊業、酒店業肯定也是跟中國一樣受到很大沖擊,然後會延伸到和產業鏈相關的上下遊的很多具體產能等等。

  全球產業鏈對中國的具體影響還要做進一步的大量的信息收集和分析研究。面對疫情影響,不同行業現在就要及早著手,在不確定性的圖景中間,首先盡可能地掌握跟自己行業直接相關的信息,以應對所屬行業受到的沖擊。要有一個盡可能粗線條的預判來爭取下先手棋,準備好一些應對困難因素的預案,再結合著全景圖的跟蹤和進一步的分析來認識,由粗到細來形成在年內怎樣應對沖擊的具體的一套盡可能高水平的辦法。

  對一個地方政府轄區、一個行業或者一個企業集團,首先還得在看大勢的情況下抓好頂層設計。你隻看到一棵一棵的樹木不行,首先你要把握住你看到的是一片森林,這一片森林裡邊的一些情況可能還模糊,還不確定,但至少你的視野始終不能離開森林。然後再爭取把一些關鍵的大樹,一些有影響的樹木的情況也都把握好。

  協調好防疫情與促經濟,政府要會算大賬

  我還註意到網上已經有朋友在評論,兩個經濟增長極區域,一個珠三角、一個長三角,它們實際的表現和另外西部這些區域做個比較,就發現瞭高下之分。當然,這評價有點不客氣。一些西部的管理環節還在按部就班地強調怎麼嚴防死守,哪怕自己的轄區內多少天都是零新增瞭,還是沒有考慮自己可以積極地做什麼事。那麼廣東、浙江兩省確實一方面註意控制疫情,防范有新的傳染病例的同時,另一方面積極地考慮復工復產。

  廣東、浙江等地把很多復工復產時需要支持的民工,從雲南、貴州等地用專車接回自己轄區之內。如果民工自己可以使用交通工具返回工作崗位,全額報銷路費等等。我覺得這還是有非常明顯的啟示,就是要把握和權衡,在疫情來潮退潮的過程中,我們能不能以防范風險為前提,更積極主動地把迎接經濟後高的事情做得更漂亮。

  當然,這也跟城市缺少足夠的財力支持有一定關系,像廣東、浙江等省市,它們敢說農民工復工回來以後,免費解決交通負擔問題,還是有一定財力支持的。另外也得說政府會算大賬,早一天復工形成的產出,可以促進經濟社會的恢復和發展,會促進經濟繁榮,改善地方政府的收支對比情況,帶來的後續好處,一定會大於現在這點墊付的成本,這是一個綜合的考慮。

  西部的一些省市,咱們如果說得直率一點,可能是欠缺一些管理經驗的。另外,在意識上來說,更多可能還是習慣於按部就班,領導說什麼我來落實什麼。而創造性地貫徹中央的精神,這方面的經驗可能還是長三角等地區更豐富一些。這是可以學習的,要我說,還是要掌握好很多復雜的事情,要有一個權衡。

  廣東和浙江,顯然它們是在把握權衡的過程中間,也在一定的經驗支持之下,特別地運用瞭創新意識以及科學精神地結合,當然這還要有素質比較高的幹部隊伍。

  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到瞭具體的場景之中怎麼掌握?光講發展不控制疫情不行,然而光講控制疫情,自己對領導好交待瞭,對老百姓也好像能交代過去瞭,但實際上沒有真正地把自己的發展潛力調動好,這也絕不是高水平,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中新經緯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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