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下都:蕭寒易水畔,滄桑兩千年

來源:易縣文化旅遊

燕山,位於我國河北平原北側,由潮白河谷到山海關,綿延起伏數百公裡,橫亙東西。3000多年前,因燕山得名叱吒風雲、威震海內的“戰國七雄”之一的燕國即崛起於此。燕國最初定都於北京西南的小平原,後遷都於燕山以南,以巍峨太行為屏障,以易水為潤澤之地,這就是雄踞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間的燕下都。初冬,駐足易水邊,西望蒼山如海、殘陽如血,眼前曾經輝煌的國都早已不在,徒留斷壁殘垣、高臺土壘,鐫刻著無言的寂寞。耳畔仿佛又一次響起“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慷慨悲歌,倏忽間,穿越千年雲煙回到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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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下都營建之由

公元前11世紀中葉,武王滅商,建立瞭周王朝。周朝建立之初,以周公為代表的統治集團,為維護國傢政權,全力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燕即為召公奭的封國,因召公要輔佐周王打理朝政,故由其子就任封國,最初都於晏都,後遷於薊(今北京西南琉璃河一帶),此即為後世所稱的燕上都。而當時燕國政權不斷受到戎狄的威脅,中山國也不時侵擾,為擺脫困境,燕國於是在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間的地帶築城屯兵以禦強敵,此即為燕下都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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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欲探尋修建燕下都的目的,不能不提到燕國歷史上一代名君燕昭王。據說酈道元曾訪問當地的老人,都說燕昭王和太子丹既想招納各國人才為其所用,又不想讓這些人窺探到燕國的虛實,所以另建瞭燕下都讓他們居住,當然這或許隻是傳說未必屬實。但是,燕昭王為瞭抵禦強敵,更加接近中原,選擇瞭地理形勝絕佳之地營建國都,對內廣納賢才,勵精圖治,對外合縱連橫,終使燕國走向強盛卻是不爭的史實。到戰國晚期燕下都也達到瞭繁榮的頂峰,成為當時規模最為宏大的都城之一。公元前226年,秦敗燕於易水之西,燕下都隨即陷落,至此這座延續達300餘年的都城逐漸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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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下都考古之獲

提起燕下都,人們多從“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詩句及荊軻刺秦的故事中獲知一鱗半爪,其實燕下都的考古工作起步很早,早在1929年,被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先驅”、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馬衡先生等就率先調查瞭燕下都遺址。新中國成立後,燕下都考古工作迎來瞭巨大轉機,不僅整理瞭已有的發掘資料,而且田野考古也開始蓬勃開展。經過二十餘年的全面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這座沉寂兩千多年的顯赫名城展現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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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下都位於河北省易縣東南2.5公裡處,地理位置極其優越。它西倚太行,東連河北平原,北易水、中易水分別從城北和城南蜿蜒東流,燕下都四面環水、城內水網密佈,曾經呈現出一幅中國“威尼斯”的水城畫卷。歷經兩千多年的風雨滄桑,如今,地面上猶存部分城垣及高臺建築的臺基。燕下都被歷史學傢們譽為“我國東周時期都城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一座都城”。經過數十年、幾代考古人的努力,一座總面積近50平方公裡的煌煌國都的風貌漸漸呈現於我們眼前。雄偉的城墻聳立四周,飽經歲月剝蝕,依然保存完整。考古人小心翼翼地褪去塵封的表土,2000多年前能工巧匠夯打的痕跡清晰可辨,寬大的根基、厚實的墻體、堅固無比的夯土,無不展現出都城應有的氣勢。燕下都佈局還巧妙地利用瞭地形。圍繞城墻開挖的護城河利用古河道與易水相通,使整座城池河水環繞,既有防禦之功效又有交通之便利,可謂進可攻退可守。放眼城內,南北中軸線上串起的四座高大夯土臺基首先映入眼簾,武陽臺、望景臺、張公臺和老姆臺四座大型夯土臺基成為這座城市除城墻外最為顯著的標志。武陽臺是城內的大型主體建築,處於宮殿區中心,也是全城制高點,燕下都又稱武陽城,因在中易水(又稱武水)之北而得名。燕國國君在此處理政務、行使權力,是國傢機器運轉的中樞。除恢弘的宮殿建築和雄偉的城墻外,考古人還揭示出瞭燕下都完備的手工作坊及大型墓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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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燕下都手工作坊遺址有冶鐵、鑄銅、制兵器、制骨、制陶、制錢等諸多門類,是燕國經濟繁榮發達的體現。其中發現的21號作坊遺址是我國著名的戰國時期冶鐵遺址。出土的鐵器數以千計,幾乎囊括瞭已知鐵器的所有類別,而且還發現瞭鍛造和淬火工藝(一種增強鋼的強度和韌性的熱處理工藝),這種技術的創新和發展,譜寫瞭中國科學技術史上的輝煌篇章。燕下都城內分佈有三處大型墓區:虛糧塚、九女臺和辛莊頭墓區。為何墓區設於城內?早在西周時期,一般墓地都建於城外,但春秋戰國以來,除秦國外,燕、中山、齊、魯及鄭、韓等國都將墓地遷入城內,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有學者就指出這或許與當時頻繁殘酷的戰爭有關,因為這些國傢的國君都害怕攻城的敵人會殺戮污辱他們的先人,因此將死者葬於城內,使之處於安全地帶。“虛糧塚”之名,也頗有來歷,據傳,燕國利用高大的墓葬封土(墓葬地面以上山包狀的墳丘),四周圍上葦席假作糧倉,給敵軍造成燕國儲糧甚多的假象,使敵人不敢貿然進攻,因此得名。三個墓區分別由多座大型墓葬組成。所謂大型墓葬,無外乎有高大的封土、宏闊復雜的結構和精美豐富的隨葬品。考古人精細的發掘使我們得以見識燕下都大型墓葬的真容。有直徑達二三十米高於地面近十米的封土堆,正是這些矗立於茫茫田野中的高大而明顯的封土,使得墓葬極易被發現,而成為歷代盜墓者頻繁光顧之地,許多墓葬由此慘遭破壞,令人扼腕痛惜。除封土外,這類墓南、北各有一條墓道,有堅固的墓坑、墓室及殉葬坑、車馬坑等附屬設施,雖遭盜掘,仍出土有精美的文物。從這些墓葬的位置、規模、形制及出土文物來看,三處大型墓葬區應是燕國的國君、王室貴族之陵區。遙想當年,置身高處眺望這座都城,清揚曲水環繞著高大規整的城墻,錯落有致的宏偉宮殿巍然屹立在城中央,遍佈全城的手工作坊裡不時傳來錘打敲擊的嘈雜聲,街肆民居閃現一個個繁忙的身影。這樣一幅宏闊而欣欣向榮的景象,難道不是燕國強盛繁華的生動寫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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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下都文物之美

文物是承載歷史訊息,蘊含智慧與創新,反映情感與精神的集合體。那一件件飽經滄桑的文物,訴說的是一個個“尋找回來的世界”。燕下都遺址內數以萬計的文物,是燕國昔日輝煌、燕文化魅力的見證,更是無數匠心獨運、巧奪天工燕國先民們的情感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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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良的兵器裝備、瑰麗的青銅器、絢爛的金銀飾件、恢弘的陶禮器以及多彩的瓦當等,無不給人以震撼,讓人而不得不嘆服於燕國先民的高超技藝和對美的非凡追求。蜚聲中外的大型銅鋪首、銅人、銅象燈以及樓闕形銅方飾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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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首是大門上的環形飾物,多為獸首銜環之狀。此件鋪首由浮雕和透雕的饕餮(傳說中的龍的第五子,是想象中的十分貪吃的怪獸)、蟠龍、鳳、蛇等8隻珍禽異獸構成,並輔以羽紋和卷雲紋。鋪首形體巨大,裝飾華美,重達21.5公斤,盡顯威嚴的王者之氣,應是燕下都宮殿上的所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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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闕形銅方飾,更是一件嘆為觀止的藝術佳作。表現內容豐富而傳神。以圓雕與浮雕的技藝,展現出氣勢不凡的樓閣結構。樓中主人端坐中央,眺望遠方,周圍分工不同的奴仆侍奉,刻畫栩栩如生,而裝飾的飛禽、動物、怪獸等形象,又使整件作品極富神韻。這件奇思巧構的作品不僅再現瞭當時貴族宴飲享樂的生活場景,而且也顯示瞭我國戰國時期樓闕建築的高超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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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式銅人,表情豐富、發型清晰、衣著精細,是研究我國戰國時期服飾文化的重要實物資料。而銅象燈,塑造瞭一頭背負圓盤的大象形象,整體造型古樸敦厚,兼具實用與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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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下都出土的眾多陶器中,成組的大型陶禮器引人註目。我國商周時期為維護奴隸制統治秩序,制定瞭森嚴的等級差別制度,而一些用於祭祀和宴飲的器物,被賦予特殊的意義,所謂“藏禮於器”,成為禮制的體現,而這類器物被稱為“青銅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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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下都著名的仿自青銅禮器的“九鼎八簋”巨型陶器,造型渾厚大方,鼎與簋、敦厚與靈巧相得益彰。如果將這些體型巨大排列有序的陶禮器陳列一處,一種氣勢恢宏、絢麗奪目之氣撲面而來。而另一件實用器物陶水管,其制作之精巧,令人驚嘆幾千年前燕人的聰明才智。陶水管管頭獨具匠心,塑造為虎頭形象,虎頭的雙耳豎立,怒目圓睜,鼻梁挺直,虎口大張,恰好形成出水口,在實用的基礎上又盡顯皇傢氣勢不凡的藝術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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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下都遺址內出土的另一類代表性器物便是瓦當。瓦當俗稱“瓦頭或瓦擋”,是我國古建築中屋簷最前端的一片瓦,具體來講是筒形瓦頂端下垂的部分,而在這一方小小的空間內,燕國先民卻創造出瞭豐富多彩的藝術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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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下都瓦當中獨樹一幟的裝飾性半圓形瓦當最具代表性,成為燕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瓦當紋飾以獸面紋、山形紋、雙龍紋最富特色。獸面紋瓦當,一般是當面飾一個獸面,紋飾對稱,有的獸面雙目上方、兩側還飾以雙龍紋;有的獸面雙目左右兩側、額頭、口部飾以羽毛狀紋;有的獸面周圍環繞山峰形紋。而獸面還是那隻貪吃的饕餮形象,面目猙獰而威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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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形紋瓦當,當面飾二重或三重山巒形狀,有著極強的圖案裝飾意味。雙龍紋瓦當則是當面飾對稱的雙龍,龍身蜷曲細尾上揚,雙角相觸前腿相抵,動感十足。燕下都這種獨特裝飾風格的瓦當,在山東、京津、內蒙古東部乃至遼西等地區均有發現,是燕文化影響遠播的一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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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下都歷史之謎

盡管經紮實有效的燕下都考古工作,揭示出這座四面環水、城內水網密佈且政治、經濟和手工業極為發達的宏偉國都的位置、形制和文化內涵,但是圍繞燕下都的諸多歷史謎團依然撲朔迷離,千百年來為無數文人墨客、學者專傢所津津樂道,使得這座古城更加令人神往。

“黃金臺”之謎

重溫燕國的輝煌歷史,燕國最為顯赫的君主燕昭王與成就瞭其英名的“黃金臺”,最為引人矚目。詩仙李白曾描述“黃金臺”的盛況:“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鮑照《放歌行》:“豈伊白碧賜,將起黃金臺。”元代《南城詠古》詩十六首:“落日燕城下,高臺草樹秋。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難求……”除瞭文學描述外,史籍中也有零星記載,《戰國策·趙策》和《史記》分別記載:“(燕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改築宮而師之。”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歷史記載都講述瞭燕昭王為瞭振興燕國,采納郭隗的建議,拜郭隗為師,聽郭隗講“千金買馬骨”的故事,並為其修築瞭一座崇臺,經常來此受業,在崇臺上置千金,廣招天下賢士。因此,“黃金臺”就成為燕昭王求賢若渴、禮賢下士之所。成語“請自隗始”即來源於此。這段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千古佳話,世代傳誦。尋找“黃金臺”就成為人們關註的焦點。由於沒有考古上的佐證,眾說紛紜,一說是定興陳村的“金臺陳村”,一說是燕下都內的“張公臺”,一說武陽城就是黃金臺,稱為“大金臺”,一說是滿城縣東10公裡處的“金臺”。還有學者直言“黃金臺”不應在燕下都一帶而應在燕上都薊。如此多的“金臺”著實令人迷惑。實際上,如果我們不拘泥於尋找“黃金臺”的具體位置,換一種思路或許其就不成為謎瞭。“黃金臺”是因燕昭王禮賢下士,不拘一格招人才的德政而名揚天下,這種美德為歷代所贊譽和傳誦,文人墨客難免附會演繹,故而會出現諸多的“金臺”,但它們都是“禮賢下士”美德的載體,寄托著人們的美好希望。其實,最初的“黃金臺”已無從考證瞭。

“人頭墩”之謎

所謂的“人頭墩”就是考古隊員在燕下都城南發現的人頭骨叢葬遺跡。在燕下都城南的解村,有14個高約10米、直徑達幾十米的圓形夯土墩臺,它們呈規律性排列,大約每隔60米至100米一座。據當地村民講,他們經常在附近發現人頭骨遺骸。後經科學的考古發掘證實此地為埋葬人頭骨的一處遺跡,被稱為“人頭骨叢葬墓”(俗稱“人頭墩”)。考古隊員們發現,在此出土的部分人頭骨上有明顯的砍殺痕跡,有的頭骨上還插有青銅箭頭。經考古專傢鑒定,推斷出這些人頭骨大多都是20歲至30歲的青壯年男性的頭蓋骨。考古學傢粗略推算出這14座“人頭墩”裡,大概埋葬瞭三四萬顆人頭骨。如此觸目驚心的累累白骨從何而來,他們又是什麼人,成為考古學者們亟須解開的一個歷史謎團。從事燕下都考古工作數十年的資深考古專傢石永士先生對此有過深入的研究。他認為這是當時戰敗者的叢葬墓,它們的埋葬年代與戰國中期燕國的某一政治事件或軍事事件有關。查閱歷史資料可以發現,燕王噲(公元前320-公元前312年)聽信瞭鹿毛壽的建議,將王位禪讓給國相子之,招致太子平和將軍市被的反對,燕國國內發生瞭動亂。“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恫恐,百姓離志”。石先生指出,14個土丘定位於戰國中期後段(即公元前351年至公元前300年),在這50年裡,燕國、趙國和齊國曾發生過軍事爭端,但都沒有死亡萬名將士的記載,而卻發現“人頭墩”叢葬墓中人頭骨的數量和有史料記載的燕國的這次內亂———“子之之亂”的死亡人數不謀而合。在內亂中死亡的人遵循瞭“獻首封祭”制(史載戰國時期的一種制度),將首級葬於此。因此,這些人頭骨實物恰恰佐證瞭當時的“獻首封祭”制,也是對這種制度進行研究的珍貴資料。然而,有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14座“人頭墩”應該是“敵國首級”,它與“樂毅伐齊之戰事有關”。其推斷14座“人頭墩”為“京觀”(當時一種慣例制度,戰爭結束後,將戰敗一方陣亡者的屍體堆積在大路兩側,覆土夯實,形成“京觀”,亦稱“武軍”,以炫耀武功)。具體來說就是公元前284年樂毅伐齊大勝時從戰場帶回的齊軍首級堆葬地,而且從考古出土的人頭骨堆放和測定上看,它們是被簡單堆放在一起的,且有明顯的戰爭創傷和夯實過的痕跡。但是這種說法存在諸多疑點:首先,死亡人數和戰爭時間存在偏差;其次,在人頭骨叢葬墓中還夾雜有燕國人墓葬,有悖常理。因此,從目前的考古發現與文獻相印證來看,石永士先生的觀點更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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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軻壯別地”之謎

“太子丹送荊軻出國門,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荊軻作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築,宋意和之。荊軻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荊軻於是升車而去,終已不顧。”這就是《戰國策·燕策》為我們記錄下的荊軻易水壯別的一幕,也定格瞭這位俠士所鑄就的燕趙慷慨悲歌的精神。蕭寒易水古今流,荊軻壯別知何處?考古學者對此也多莫衷一是。北魏學者在記載故臨易城(今易縣)風物時稱,“荊軻送別之地疑於此也”;而唐代史傢在《史記正義》解,燕太子丹送別荊軻之地,“在幽州歸義縣界”(即今燕下都城北);也有學者稱,相傳在南易水之陰有一個荊軻壯別之地;還有學者認為是《戰國策》中記載的“祖澤”,而“祖澤”位於今安新、容城、雄縣一帶。西晉文豪左思在《魏都賦》中描寫的白洋淀一帶,與“祖澤”的古地理環境相近。文獻記載粗略,使得“荊軻壯別地”成為謎團。其實,“荊軻壯別地”在何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種矢志不渝、堅定意志、獨立自存的俠士之氣,那種將生死置之度外,成就有價值生命的“慷慨悲歌”,鑄就瞭燕趙兒女之魂,使燕趙文化的獨特氣質為天下志士所仰慕。走過瞭兩千餘年的燕下都,經過歲月的淘洗,風雨的剝蝕,隻是褪去瞭昔日繁華,然而其古樸雄偉的古城墻,氣勢恢弘的古臺基,依舊巍然佇立在易水之畔,任時光流逝,靜靜地訴說著往日的威嚴和曾經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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