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對美國人的影響:奉獻越多,信仰越虔誠

“別再寵溺我們這些超級富豪瞭!當我們這個國傢的窮人和中產階層在阿富汗為國捐軀,我們這些超有錢的人還享受著稅收優惠……”

“如果你靠錢賺錢,你負擔的稅率可能比我還要低點,但是如果你靠工作賺錢,你的稅率肯定會超過我。”

這是美國超級富豪、股神巴菲特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一段話。巴菲特坦言,2010年,他繳納收入稅率為17.4%,甚至低於為他工作的20名員工的稅率,他覺得這有點不公平,最富有的美國人應當繳納更多所得稅,為改善國傢的財政狀況做出貢獻。

宗教對美國人的影響:奉獻越多,信仰越虔誠

巴菲特

巴菲特可不是說著玩,他曾經向五個慈善基金會捐出其所有持有的財產——85%伯克希爾·哈撤韋公司的股票,按照當時的股價計算,這筆捐款約合375億美元。這筆數額巨大的捐款創造瞭美國有史以來個人慈善捐款額之最,其中蓋茨基金會得到的捐贈最多,占整個捐款總額的5%,大概310億美元,使得蓋茨基金會成為世界最大的慈善基金會。

美國政治文化提倡,一個人能力越強、財富越多,需要承擔的責任也是越大。富人不僅要多做公益、慈善,還要積極以身作則,扮演“流著道德血液”的社會好榜樣。卡耐基生前將自己95%的財富用於公益事業,與他同年代的富豪如洛克菲勒,福特等也紛紛跟進效仿。時至今日,巴菲特這樣的富豪依然是追尋前輩的足跡前行。

沒錢難做慈善,但有錢未必就去做慈善,驕奢淫逸也是很多富豪的生活寫照。所以究竟是“為富不仁”還是“樂善好施”,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基礎。全世界捐款最多的兩個人是巴菲特和蓋茨,他們不但捐出巨資,而且還不光捐給本國人民,其慈善項目遍及全球。“達則謙濟天下”,但兼濟到如此大度和誇張的人,似乎在美國之外相當難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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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

為何20世紀初以來,美國出現瞭一大批不戀財、愛捐款的富豪?這既有宗教信仰熏陶教育,也是社會環境倒逼使然。

早在美國誕生之前,基督教會在歐洲就擁有巨大的權力和財富,並且教誨人們要行善、要有憐憫之心。基督教堂和修道院經常分發救助物資,救助城鄉的窮人和患者,而且成為教育和藝術中心,甚至還傳播農業技術。通過每周從信眾中募款,基督教會確立瞭救濟的傳統,為後來美國政治的慈善文化埋下瞭種子。

美國人的祖先——清教徒們雖然普遍反對天主教會的至高權力和財富,但卻繼承瞭“奉獻越多,信仰越虔誠”的優良傳統。新教認為,獲得財富是個人在世間成功的標志,但財富隻是證明富人屬於“上帝選民”的依據,信徒需要用財富完成上帝委托給他的使命,才能“榮耀上帝”,死後給子孫留下萬貫傢產不是榮耀,而是恥辱。

這種宗教文化日後演化為“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公共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在這種宗教文化的影響下,近一百年來,美國最有錢的人多數都選擇把自己的巨額財富以基金會的形式用於社會公益事業。

宗教對美國人的影響:奉獻越多,信仰越虔誠

清教徒

人都是有私欲的,再虔誠的基督徒也不例外,信仰不是美國富豪心甘情願為公共事業出力的唯一重要原因。20世紀初美國經濟突飛猛進,貧富懸殊急劇擴大、社會矛盾大幅激化,是促使有權有錢人提升公共責任的重要外因。

當時,弱勢群體特別是產業工人發起的群眾運動風起雲湧,媒體圈、思想界對社會不公的揭露和批判,以及美國政府推動的社會“進步運動”和“新政”,矛頭都指向財界巨頭及其傢族。同時,歐洲社會主義主義思潮上升,尤其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社會主義從空想成為現實,給資本傢們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和恐懼感。

美國大資本傢們看到瞭社會危機,並意識到如果要避免出現推翻整個制度的革命,就必須主動緩解社會矛盾。退一萬步說,從個人私欲出發,這個國傢、社會和制度曾經給他們帶來如此巨大的成功,一旦垮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洛克菲勒、福特等人正是抱著這樣的“主人翁心態”,要從自己的財富左右在社會發展的趨勢。他們開始既當大資本傢也當大慈善傢。捐資改善底層群體處理,緩解社會矛盾,既為國傢解憂排難,又鞏固自己的地位,現代基因會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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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大王卡耐基

這些基金會旨在“科學地”花錢、其組織、運作都借鑒瞭現代大企業,資助“項目”大都著眼於長遠效應,這是與傳統慈善事業“應急就難”的主要區別之一。所以,美國富豪們承擔社會責任的主要領域,基本上也集中於教育、科研和扶貧等方面。

1913年,新成立不久的卡耐基基金會用於教育的撥款是560萬美元,而當年美國聯邦政府的教育預算是500萬;美國著名的芝加哥大學是老洛克菲勒捐贈的,卡耐基—梅隆理工大學最初主要由卡耐基和梅隆兩傢先後出資;早在美國設立全國性退休金制度之前,美國教師由於獲得“卡耐基教學促進基金”的捐款就已經開始享受退休金瞭;“研究型大學”這一事物幾乎全靠基金會扶植起來。

美國的基金會有不同的理念和重點,但都不是簡單的救濟,而是著眼於“授人以漁”、以便將“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文化更好地傳承下去。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令投大鱷喬治·索羅斯聲名鵑起繼而在東亞地區臭名昭著,但他也是有強烈改良理念的慈善傢。

索羅斯痛批美國的“過度市場化”,認為這是對民主腐蝕的主要因素。因此他的“開放社會”系列基金會致力於使本來不該屬於市場的領域退出市場,主要是教育、法律、新聞、醫療等領域。

從這一點看,美國政治所追求“人人平等”,嚴格意義上說是權利、尊嚴和自由的平等,而不是義務和責任的平等。精英人士,不管是經濟界、政治界還是學術界,美國政治文化都要求他們比普通公民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而不是享受更多的社會資源充當“特權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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