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中的江湖義氣與“報”

《水滸傳》中所講的“義”和“義氣”通常是指金錢和物質上的援助。書中談到“仗義”往往與“疏財”聯系在一起,梁山泊中以“義氣”聞名的英雄好漢都是慷慨大方、不吝惜金錢的。宋江則是最大方的,他走到哪裡,金銀就撒到哪裡,仿佛是趙公元帥。遇到宋江以金錢資助江湖朋友的情節,金聖嘆都要大加批評,鄙薄這種“以銀子為交遊”的作風。這是站在文人士大夫立場看問題,如果他是一文不名的遊民就絕不會這樣想。他們在“煢煢獨立,形影相吊”的時候,最需要的就是物質上的援助,幫他們活下去。遊民向往的“出門靠朋友”,就是靠的這些有恩有義的朋友,《水滸傳》竭力倡導這些,正說明作者是站在遊民立場看這個問題的。需要指出的是,也不是幫助任何人都叫江湖“義氣”,像魯達救援金氏父女,宋江齎助賣糟醃的唐牛兒,送給賣藥湯的王公一具棺材等等,這些都不叫“義氣”,而是自上而下的施舍。隻有幫助與自己有相同命運的人,或者是幫助將來有可能與自己結成同夥的江湖好漢才叫作“義氣”。“義氣”是江湖好漢結合過程中的道德觀念,其他人是不能介入其間的。當然,後世也有將“義氣”這個概念的外延擴大化的傾向。

施舍是單向的,有去無回的,更不期待回報;“義氣”卻不是單向的奉獻或救助,它是有來有往的。於是,這裡就要涉及“義氣”的另一面——“報”。

“報”這個詞在殷商就出現瞭。 《史記·殷本紀》就有“報丁”、“報乙”等人名,其義含有回報之意。《詩經·周頌·豐年》的“小序”說此詩是寫“秋冬報”的,也就是說在豐收以後向上天報恩祭祀而作此詩。“報”的概念出現得很早,但是它並未被春秋戰國時諸學派吸納,作為倫理道德中的一個范疇。當時的人們隻把“報”看作一種客觀或必然出現的現象,《荀子·在宥》中說:

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

《水滸傳》中的江湖義氣與“報”

這種“報”不是人們期待的結果,而是必然的結局。那種施恩望報、錙銖必較是為輿論所鄙視的。《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有“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的句子,就是批評“有勞者望報過甚”的。佛教的傳入,引入瞭因果報應說,報應在佛傢看來也是一種必有的結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必刻意地去追求。而遊民卻是把“報”看作行事立身之本的,並作為他們奉行的重要道德之一。“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也是與“出門靠朋友”一樣流傳廣遠的走江湖的人們的口頭禪。

闖蕩江湖的人們講究“義氣”,不是單純的奉獻,而是一種投資。雖然它並不希望具體的受施者的回報,卻希望得到江湖——遊民群體的認同,得到他們的贊許,為他開辟更為廣闊的生活空間。“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多一個對頭多一道山”,就是這種意思的明確表達。具體的受施者如果能夠回報施予者,當然更是施予者所熱望的瞭。《水滸傳》中連宋江這樣有眼光有氣度和具有領導才能的人物,在其心中對於自己在江湖上的投資也是有明確的計算的。這正像錢鍾書先生評價楊萬裡的詩所說的,他是“老於世故的交際傢,隻覺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錢待人都有分寸,一點兒也不含糊”。宋江論身份隻是一個鄆城小吏,通過正常途徑很難發展,爬上高位;可是他“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他的志向與他的社會地位之間形成尖銳的矛盾,他要發展隻有一條道路,那就是混在黑白兩道之間,廣泛“結交天下豪傑”,積蓄力量,等待時機,這正像皇權專制時代的武將們養寇與自重一樣。這一點在《水滸傳》中有非常具體的描寫。例如,他在傢裡挖瞭地窖, “又恐連累父母,叫爹娘告瞭忤逆,出瞭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可見他結交江湖朋友不是由個人性格所致,更非偶然的興之所至,而是謀求個人發展的一種手段。他為幹非法活動所做的周密的準備也可以證明這一點。這說明宋江非常懂得為誰投資和怎樣投資才能得到更多的回報,而又避免風險。

《水滸傳》中的江湖義氣與“報”

晁蓋等人劫取生辰綱,不僅款額巨大,而且背景通天,是關系極其重大的案子。當案發之後,宋江得知,馬上通知晁蓋。他說,“我舍著條性命來救你”,的確不是虛語。但這也是他在江湖上的一筆最大的“義氣”投資,是指望回報的。晁蓋、吳用這些江湖上的精英是完全懂得這一點的,他們在梁山上立住瞭腳以後,馬上就想到“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以報答他的搭救之恩。宋江作為一個小吏之所以那樣有錢,不知道收到過多少筆這樣的回報。我這樣分析,是不是誣蔑瞭梁山好漢們的“義氣”的純潔性瞭呢?不是的。宋江曾多次向江湖朋友宣揚此事,以梁山的恩人自居。在江湖上,他向人表白:“晁蓋是我們的心腹兄弟。”在發配江州的路上,他更是把“救晁蓋一節備細”地說給與他邂逅相逢的每一個江湖好漢聽。論者或不關註這些細枝末節,或認為這是在刻畫宋江的“虛偽”和“權詐”,殊不知《水滸傳》作者在寫到這些時並無貶斥之意,他是認真地把宋江當作有情有義禮讓謙虛的君子來寫的。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評價的分歧,是因為作為遊民知識分子的作者,和受瞭現代教育的評論者或舊日文人士大夫讀者的價值觀念不同的緣故。文人士大夫認為君子施恩濟人不能期望報答,如果期望報答則近於市儈小人;今日的評論者則以為“農民起義”的領導就應該正直無私,一心為瞭起義事業;而《水滸傳》的作者認為,期望回報是完全合理的,這是“以利為義”思想的延伸。林沖、武松都是書中著力歌頌的“義士”,他們都是主張有恩必報、有仇必復,決不含糊的。對於那些不知報恩,甚至是恩將仇報的人,作者是深惡痛絕的。清風寨知寨劉高的妻子和李鬼夫婦都是這種不知報恩,甚至是恩將仇報的醜類,最後都極悲慘地丟掉瞭性命,這正表現出遊民對於忘恩者的深惡痛絕。

《水滸傳》中的江湖義氣與“報”

“義氣”在江湖上是聯結遊民群體的紐帶,它的重要特征就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艱危與共,彼此關照。在江湖遊民們的眼中,梁山的生活是極幸福的,梁山是他們向往的聖地。第十五回阮小五贊美在王倫統治下的梁山時說:

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

誰說生活貧困、經濟不發達就沒有對自由的追求呢?遊民所向往的梁山不僅解決吃喝問題,又有自由,這樣才“如何不快活”。心胸狹隘的王倫被火並以後,梁山上的頭領采取開放政策熱誠歡迎江湖好漢入夥,他們稱之為“聚義”。從表面上看,好像是為瞭“正義”聚在一起,實際上是遊民們把單個力量合在一起,相當於現代的“集資”,有瞭雄厚的資本才能幹更大的買賣;“聚義廳”也就是買賣得手之後,“論秤分金銀”的地方,相當於當時商號的賬房,不要把它想得過於神聖。如果哪位兄弟蒙難,他們也會舍命相救。宋江陷在江州,梁山好漢不避危險長途跋涉數千裡到江州冒死去劫法場,救下瞭宋江、戴宗,大敗瞭江州兵馬,梁山的“義氣”發揮到瞭極致。當然這個大動作也等於一次廣告宣傳,說明梁山是遊民們可以信賴的地方,可以成為他們的歸宿。

《水滸傳》中的江湖義氣與“報”

我們說,“義氣”的本質是遊民求生存的道德,因此對於一無所有的遊民來說,這種道德真實的內涵就離不開實際利益。可是像其他許多階層的最被尊祟的道德一樣,它既然為眾多的遵奉者長時期地崇拜,也必然會產生出超越性的一面。“義氣”也是如此,它也可能在少數遊民心中從實際利益中超脫出來,表現為對同命運者的關愛。《水滸傳》中也以生動的筆墨描寫瞭這一點。許多江湖好漢之間也存在著感人的“義氣”,如宋江與武松,戴宗與李逵,武松與張青、孫二娘,解珍、解寶與顧大嫂、孫新、樂和,石秀與楊雄,朱仝與雷橫等等。特別是寫魯智深與林沖,在他們相識結拜以後,林沖屢遭劫難,最後發配滄州,魯智深暗中千裡相隨以保護林沖的安全,他說:“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對此作者贊美說:

最恨奸謀欺白日,獨持義氣薄黃金。迢遙不畏千裡路,辛苦惟存一片心。

《水滸傳》中的江湖義氣與“報”

這是《水滸傳》中在描寫“義氣”時最少與實際利益相關的篇章。它表現出遊民道德也可能在少數人身上與人性中美好善良的一面結合起來,顯示出其超越性,盡管它不會在遊民中形成主流。

“義氣”是江湖好漢們的粘接劑。因為“有情有義”,他們走到一起來瞭。隻要有瞭“義氣”名聲,便可以走遍天下,暢通無阻;如果不講“義氣”,在江湖上則寸步難行。江湖好漢在“義氣”的感召下到梁山入夥。如楊林所說,公孫勝因感“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樊瑞也認為“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賢,義氣最重,我等不可逆天,來早都下山投拜”。可見梁山泊的興旺發達是由於它的主持者註重“義氣”,再加上一些策略與手腕,這樣就能把江湖好漢團結在一起,形成一股強大的反社會的力量。與此相對照的是梁山第一任寨主——白衣秀士王倫,因為他心胸狹隘,嫉賢妒能,不能容人,將他的恩人柴進推薦並主動要求入夥的林沖都拒之門外,這樣不僅不能使梁山泊發展,自己也終於被火並掉,連強盜也做不成,為後人所笑。這是不講“義氣”不能立足江湖的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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