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邦固國到篡漢自立,漢朝外戚集團為何會轉變為國之蛀蝕?

文/文史油紙傘

從安邦固國到篡漢自立,漢朝外戚集團為何會轉變為國之蛀蝕?

外戚政治,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史上很突出的一個現象,而漢代的外戚擅權,則是中國古代外戚集團幹預朝政的突出例子。

因為封建王朝的集權屬性,和外戚集團很多不得人心的作為,使得史冊中對於外戚集團的評價普遍不高,而提起漢朝的外戚集團,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篡位的王莽,殘暴的何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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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外戚集團代表王莽畫像

實際上,外戚固然在漢朝末年的歷史上起到瞭消極的作用,但也並不是說外戚集團一無是處。不管是漢武帝時期的衛青,霍去病,還是其後的霍光,專權擅政當然是有的,可是安邦定國,封狼居胥的史實,也不容置喙。

那麼為什麼漢朝的外戚集團會從安邦固國的國之棟梁,轉變為篡位自立的國之蛀蝕呢?

從安邦固國到篡漢自立,漢朝外戚集團為何會轉變為國之蛀蝕?

漢朝初年,皇帝與外戚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這時的外戚也多是如衛青霍去病這樣的忠臣猛將,當時人們對外戚的看法,也趨於正向

外戚和宦官,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兩個特殊的政治群體。顧名思義,外戚就是皇帝妻子或者母親等母系血脈的親戚,因為古代皇帝集天下大權於一身的屬性,往往這些皇帝妻族或者母族的親戚們,也能掌握國傢大權。

漢朝外戚當權的例子尤其突出,從漢高祖劉邦的妻子呂後開始,漢朝就開啟瞭外戚當權的先例,其後歷代皇帝,自然有樣學樣,紛紛重用自己的母族或者妻族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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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漢高祖劉邦之妻呂後畫像

《史記·外戚世傢》之中記載: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

可見在漢朝前期,人們對於外戚的概念,不像後世王朝那樣絕對,認為外戚幹政一定會禍國殃民,而是將其當成是皇帝管理天下的一項重要臂助。

事實上,漢朝初期的外戚們,確實為漢王朝的建立和發展立下瞭汗馬功勞。

從漢高祖劉邦的妻子呂後說起,呂雉的兩位兄長呂澤、呂釋之為漢朝的建立立下瞭汗馬功勞。司馬遷在《史記·呂太後本紀》之中,對於呂澤的評價中有這麼一句:

“發兵佐高祖定天下。”

可見,呂氏傢族在劉邦起事並建立漢朝的過程之中,是立下大功勞的。

其後漢武帝時期的衛青,霍去病更是不用多說,功蓋當世不說,霍去病還為此丟掉瞭性命。不論從其建立的功勛,還是從其對於大漢朝的忠心和犧牲來說,都當得起安邦固國,國之猛將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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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霍去病之墓

而且漢初外戚當權的概念,大都集中在軍事領域,不管是呂澤,還是衛青霍去病,都是將領或者統帥,而不是治國治民的行政官員,這就使得外戚擅權的概念局限在軍隊之中,因為封建王朝時期軍隊隻效忠於皇帝,外戚沒有辦法完全掌控軍隊,也就沒有真正“擅權”的機會。

由此觀之,漢初的外戚當權,對於漢王朝抵定天下,開疆拓土都起到瞭積極的作用。所當的權利,也大多限制在軍事領域之中,因為這些外戚的赫赫戰功,史書中對其評價,多趨向於正面,並沒有形成後世“外戚幹政”這個說法之中所蘊含的負面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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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中期以後,世傢大族勢力蔓延,外戚淪為皇帝對抗世傢力量的工具,外戚也對皇權失去瞭忠臣和敬畏

但是到瞭漢朝中期以後,外戚當權的禍端開始逐漸顯現出來。

漢武帝死後,霍去病的弟弟霍光成為顧命大臣,霍光雖然在歷史上有一定的正面評價,但已經開始出現瞭“外戚擅權”的苗頭。

霍光作為外戚擅權,首先在於從軍權向政權的過度,霍光不僅僅是大司馬,大將軍,還是國傢的輔政大臣,這樣一來,不僅是在軍隊之中有威望,在朝堂,霍光也有瞭培植親信,建立自己權利體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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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控朝政幾十年的霍光

漢朝史學傢班固在《漢書》中記載:

“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漢室之寄,匡國傢,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以增顛覆之禍,死才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班固是與霍光幾乎同時代的史學傢,其記載應該是非常可信的。由此可以得知,漢朝的文人士大夫們,雖然認可霍光“匡國傢,安社稷”的功勞,但也認為他“立女為後,湛溺盈溢之欲”,有擅權專政的嫌疑。

霍光以後,隨著漢朝建立的時間日常,國內門閥士族的力量經過一段時間的恢復,逐漸強大,原本選拔人才的制度“察舉制”,也成為世傢門閥們互相提拔親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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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門閥提拔親信的“察舉制”

在此基礎之上,孤立的皇權為瞭對抗逐漸強大的世傢,不得不倚重於外戚宦官,這其中外戚本身也是世傢門閥的一部分,自然也有自己的私利。使得其後各代外戚輔政,基本上沒什麼賢臣良相。

到瞭西漢末年,王莽篡位以後,外戚更是幾乎成為瞭奸臣的代名詞,以至於漢朝以後的歷朝歷代統治者,都將外戚不得幹政當成是一向定律,甚至法律來執行。

從安邦固國到篡漢自立,漢朝外戚集團為何會轉變為國之蛀蝕?

漢朝外戚集團轉變的實質,是封建王朝統治集團內部權利變遷的結果,所謂的“外戚幹政”,有一部分皇權和世傢們推卸亂國責任的意味在其中

衛青霍去病,以及其後的霍光,王莽,都是外戚。甚至霍去病和霍光還是兄弟。那麼為什麼他們的所作所為會如此不同呢?

其實如果仔細對比,還是能夠看出漢朝前期的外戚跟漢朝中後期外戚的區別的。漢朝前期,不管是呂太後傢族的呂澤,還是衛子夫衛皇後傢族的衛青,霍去病。從與皇帝的關系來看,都是皇帝在依靠著外戚。

從呂澤來看,劉邦起事之前隻是一個小小的泗水亭長,他能夠起兵成功,占據天下,跟呂氏傢族的支持是分不開關系的。衛青和霍去病也是一樣,漢武帝一心想打敗匈奴,揚漢朝國威,但他又不可能親自上戰場。這時候作為傑出統帥的衛青和猛將霍去病,就是他重要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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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漢朝傑出統帥衛青

而到瞭霍光以及其後的王莽時期,他們之所以能夠上位是因為本身是皇帝的外戚,也就是說這時候皇帝和外戚的關系之中,外戚是依靠皇帝的。

這兩者看似沒什麼差別,但其實是外戚幹政為何會走向負面的根本原因所在。

《漢書·霍光傳》之中記載: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

十多歲就已經是朗將,霍去病死後,更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從這段記載之中不難看出,霍光之所以能成為執政,很大程度上是得到霍去病的遺蔭。

如呂澤,衛青等,皇帝依靠外戚的,外戚本身就有立身之階,就算不跟其他臣子抱團,憑借自己的本事,也能在朝堂之中站住腳,沒有人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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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霍光,王莽等人,雖然其後有一定的政治才能,但受命之初是得到瞭皇帝外戚這個身份的加持,這對於其他文官武將們來說,是不公平的,那麼為瞭能夠在朝堂之上站住腳,他們就必須或者與朝臣打成一團,或者利用皇權讓朝臣恐懼。

不管哪一種,都是要得罪人的。要不得罪皇帝,要不得罪朝臣。如此,外戚在史冊上有壞名聲,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瞭。

東漢以後,隨著門閥勢力的壯大,被皇帝用來對抗門閥士族的外戚和宦官,本身就沒什麼才能。其次再加上得罪文官士大夫階層的各種行為,自然就成為瞭史書聲討的對象,由此也給“外戚幹政”的負面含義,定下瞭基調。

從安邦固國到篡漢自立,漢朝外戚集團為何會轉變為國之蛀蝕?

由此可知,漢朝時期外戚集團從忠誠猛將,向奸臣邪祟轉變的過程,實際上與他們在朝堂上的地位有關。

漢朝前期,外戚是皇帝依靠來打天下,開疆拓土的重要支柱,到瞭中後期,隨著政治局勢逐漸穩定,外戚的地位也就慢慢變成瞭皇帝用來平衡權臣的手段之一。一起打天下的時候,皇帝與外戚的關系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可到瞭對抗朝臣的時候,外戚就隻成瞭皇帝利用的手段,自然也對皇室沒什麼忠誠可言。

從安邦固國到篡漢自立,漢朝外戚集團為何會轉變為國之蛀蝕?

結語

綜上,漢朝外戚集團從安邦固國到禍國殃民的轉變過程,實際上是封建王朝時期統治集團內部權力劃分的問題。建國初期,皇權獨大,外戚包括臣子們都無法威脅到皇權,這時候外戚與朝臣的地位是相當的,隻是由於與皇帝的特殊關系,比較容易建功立業。

到瞭封建王朝統治的中後期,隨著和平時間的延長,國內各種門閥世族的力量增長,而皇權卻無法再加強,這時候皇帝為瞭對付朝臣,隻能利用外戚宦官等親近的人來掌握權力。這樣一來外戚與朝臣之間的關系,外戚與皇帝之間的關系,都發生瞭變化。

外戚不再具有與皇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特質,遇到事情皇權不會有事,但被皇權拉來站臺的外戚就成為群臣的撒氣目標。在此基礎之上,外戚對於皇權自然沒什麼忠誠可言,出現亂政也就是必然的瞭。

所以說,所謂的外戚亂政,也隻是皇帝和臣子互相推卸責任的一種手段,如同“紅顏禍水”把國破傢亡的責任推卸給女人一樣,皇帝和那些世傢大閥們為瞭彼此的利益攪亂瞭天下,又不想擔責任,隻好將外戚和宦官推出來讀天下悠悠眾口瞭。

參考文獻:

《史記》

《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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