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中國搖滾:我以為他們都開跑車、戴大金鏈子,沒想到這麼慘

“誰也沒想到,過個年等於失業”

一位音樂人朋友對我感慨道,但這隻是疫情之下,音樂行業的冰山一角。

隨著各類綜藝的帶動火爆,原本被認為是演唱會大年的2020年,因為受到突如其來的疫情影響,兩岸三地的演唱會紛紛延期。

同時,獨立音樂人的首要變現渠道Live house也大都處於停業狀態。這對於國內剛剛步入正軌的音樂市場而言,無疑是一記重拳。

頭部藝人或許可以依靠之前的積累能順利度過難關,可依托綜藝或熱歌剛出頭的小眾音樂人則更加舉步維艱。被迫處於“待業”狀態,無論是演出收入還是音樂制作進度都受到瞭影響。

他們各自焦慮著、等待著,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對抗這個局面。

危機往往會催發新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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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下停滯的間隙,以摩登天空為代表的音樂廠牌相繼在短視頻平臺開啟瞭線上直播。

摩登天空與今日頭條和西瓜視頻聯手,推出「宅草莓」線上Live活動,一時間吸粉無數。

面對危機,在創新運營下,“雲蹦迪”催生出新的行業風口,成為近期樂迷口中的關鍵詞,而「宅草莓」這類的直播活動也為一批獨立音樂人提供瞭線上“再就業”的借鑒:

“通過直播演出、線上打賞變現的方式既幫助音樂人獲取一定收入,又解決瞭樂迷無法出入音樂現場的迫切需求”。

很多時候,我總會感覺當代音樂人是多麼幸運。

據業內數據統計,截止2019年年底,某單一音樂平臺的原創音樂人數就突破瞭10w+。

得益於音樂綜藝與市場的逐步建立,暫且不說痛仰、新褲子這般動輒五六十萬的商演費用,這10w+原創音樂人在當代無論是通過全國巡演還是流媒體,如果真的有才華,那一定會被大傢看見並找到自己的變現渠道。

“酒香不怕巷子深”這個過去僅僅被當作勉勵的教條,在他們身上卻不斷印證——如果有一定的大眾名氣和作品沉淀,賺大錢看命,但賺錢肯定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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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我們能看到盡管大眾對新褲子、痛仰、刺蝟等樂隊褒貶不一,但隻要具備一定名氣,在碩大的音樂市場占領一條分支。無論音樂類型是大眾或小眾,都能依靠它養活自己,過上美好生活。

然而,這被時代賦予的果實沒有眷顧老去的那批搖滾人。

他們的“名氣”,在當時起到的經濟作用微乎其微。盡管“魔巖三傑”和唐朝樂隊在1994年締造瞭紅磡演唱會的神話,但彼時的全民皆知的人氣和話題,卻沒能帶給他們現實的幫助。

有一部記錄中國搖滾變遷的紀錄片,攝影師跟著導演輾轉拍攝過竇唯、張楚、何勇這撥人的生存狀況,真正見識到他們的窘境之後,感慨萬千:

我之前聽他們的歌,以為他們都得是帶著大金鏈子,開著跑車、身後跟一幫小弟,應該是很帥很有錢的那種形象。可當我實際瞭解後才發現,根本不是我想的這樣,他們各方面的條件都很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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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時間,黃粱一夢,老搖滾人用理想主義的信念為我們構建瞭中國搖滾的輪廓和方向。

他們的“瘋狂”成就瞭傳唱至今的經典作品,但也正是那份“瘋狂”終究讓搖滾夢變成瞭一場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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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搖滾的樂迷一定聽過這句話“張楚死瞭,何勇瘋瞭,竇唯成仙瞭”的戲謔之言。

雖說是戲謔,但也現實。

狂歡過後,看似一片繁華的搖滾樂卻逐漸走向瞭下坡路,原因其實很簡單即“搖滾的內核性與商業性無法得到統一”,而將這一切帶到巔峰又悄然隕落的故事,還得從頭說起。

1986年,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群星演唱會座無虛席,崔健憑借《一無所有》成為“中國搖滾第一人”,同時開啟瞭中國搖滾樂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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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傢以為搖滾樂能夠在內地這片土壤生根發芽的時候,現狀卻仍未改變:

每一支樂隊都沒有好的器材,沒有好的資訊環境,沒有演出市場,但他們卻迸發出強力的生命力。

恰逢此時,創辦瞭臺北「Taipei Jam」音樂節的滾石企劃經理張培仁出現瞭。

他帶著想要找到更加解放一點、更具人文創作態度歌手的目標,在聽完崔健《一無所有》的卡帶後,隻身前往北京,張培仁相信這種脫離瞭抒情和偶像的音樂形式一定能開拓出新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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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王府井的一傢咖啡店,張培仁見到的瞭當時組隊還未滿一年的唐朝樂隊。

彼時,內地的搖滾圈還沒有人知道唱片業是怎麼一回事,但每個人都期望能通過音樂獲得理想的收入,讓自己生活得好一點。

熟悉音樂商業運作的張培仁對於內地搖滾在來京之前就已經有瞭一套準備實施的想法,他認為要想靠音樂養活音樂人,首先就得讓這幫人職業化,而不是錯誤的理解為迎合商業套路。

於是,雙方交談後一拍即合,簽下唐朝樂隊成為瞭張培仁在內地做的第一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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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張培仁雖有將內地搖滾扛於己肩的熱情,但對中國搖滾還欠缺足夠的瞭解與耐心。

同時,專門制作搖滾樂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即便在人才濟濟的滾石唱片也拎不住幾個,畢竟當時的市場風向標是以金牌制作人李宗盛為代表的芭樂情歌。

跟很多制作人交流過如何給唐朝樂隊做專輯之後,張培仁對他們那一套制作框架徹底失望瞭,情歌和搖滾原本就是兩個內容的東西,隔行如隔山。

正因如此,唐朝的專輯遲遲沒有開工,而這次延期讓張培仁發現瞭一個新的“寶藏”。

1990年張培仁再次來到北京和唐朝樂隊協商專輯制作事宜,在樂隊經紀人劉傑的推薦下,他聽瞭一首叫做《姐姐》的音樂demo,這首歌讓他在北京的寒風裡感動得淚流滿面。

簽下張楚,成瞭張培仁的第二個決定,他也更加堅定瞭他要為這些人找到合適制作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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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拒絕瞭一大票制作人後,慧眼識珠的張培仁發掘到瞭彼時仍默默無聞的賈敏恕。

1991年,張培仁賣瞭臺灣的房子,拉著賈敏怒一起來到瞭北京,經母公司滾石唱片同意,創立瞭魔巖文化。

這一年,也成為瞭中國搖滾的商業化元年。

或許是看到瞭內地流行音樂產業的空白與商機,張培仁在成立魔巖之初,立志要做的事就是推動整個內地流行歌壇的發展,而非單一的搖滾樂。

為瞭方便管理,魔巖成立後的第一件事就創立瞭專營北京搖滾的子廠牌“中國火”,同年中國搖滾史上第一張集合瞭黑豹、面孔、唐朝等元老級樂隊的搖滾樂合輯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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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末,唐朝樂隊首張專輯《夢回唐朝》制作完成。

因為賈敏恕的加入,專輯質量出乎意料的好,可制作完成後新的問題又來瞭——該找誰幫忙發行?

正巧當時同屬一個母公司的香港勁石也面臨同樣的難題,他們旗下的黑豹樂隊首張專輯《黑豹》已經在港臺發行,但是卻找不到門路在內地發行。

張培仁拿著這兩張專輯向音樂傢出版社解釋瞭半天:“搖滾樂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終於得到支持。

1992年冬,這兩張專輯在內地同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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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發行之際,魔巖帶領唐朝樂隊在北京火車站前的唱片店門口進行簽發活動,引起瞭年輕人的強烈反響。

唐朝樂隊的這張專輯也在銷量榜單上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它的發行就此成為瞭中國搖滾歷史上的裡程碑。有媒體說當時唐朝樂隊首張專輯創下瞭1200萬盒磁帶的銷量,雖然數據存疑,但商業影響無疑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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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樂隊的火爆程度,讓張培仁看到瞭“搖滾接近人民”的希望。

同年,竇唯離開“黑豹”組建“做夢“樂隊,“做夢”解散後,他趕緊將竇唯收入麾下,又連夜翻墻說服瞭大地唱片的何勇,最後拉上張楚,營銷出瞭大名鼎鼎、人盡皆知的“魔巖三傑”。

1993年,搖滾熱持續升溫。

“黑豹”舉行穿刺行動,演出引起風暴;

媒體不再將搖滾樂“妖魔化”,原黑豹樂隊經紀人郭傳林後來還受央視邀請,和李詠討論過竇唯的離開;

《東方時空》播送瞭張楚的《姐姐》,而在前些年,DJ張有待是冒著風險播放何勇《鐘鼓樓》;

一切仿佛真的開始不同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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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黑夢》《垃圾場》“三連炮三連響”,“魔巖三傑”用銷量成績將搖滾商業化帶到瞭一個全新的領域。

可張培仁的胃口卻越來越大,他依然覺得這些還不夠。

於是,在中國搖滾自我膨脹的那一年,張培仁以“神州藝術團”的名義,靠著37張假證蒙混過關,帶領樂隊創造出“紅磡神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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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紅磡演唱會”的確是燦爛的一夜。時至今日,關於紅磡,留下瞭太多傳說。

何勇斥“四大天王”小醜,黃秋生滿場飛奔,觀眾癲狂。

笛子、吟唱、嘶吼不斷從舞臺中央引領起臺下的騷動,盡管竇唯唱錯瞭歌詞,張楚的吉他手走音,但這些瑕疵反而成瞭觀眾聽覺上的點睛之筆,他們給足面子狂舞亂叫。

對於聽慣瞭芭樂情歌的香港人而言,沒人想到內地的流行音樂有如此魅力,那一晚的紅磡也由此變成瞭狂歡的海洋。

或許張培仁也沒想到,經由自己一手妙筆包裝,賦予瞭“搖滾春天”意義的大團結過後,內地搖滾迅速急轉直下,中國搖滾圈的吊詭也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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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5月8日,鄧麗君突發哮喘死亡。2天後,央視新聞播報瞭這條令人悲傷的消息。

次日,唐朝樂隊貝斯手張炬遭遇車禍,不治身亡。

此後,丁武一頹就是幾年,吉他手老五因為跟他理念沖突,憤然離隊,唐朝樂隊的創作力幾乎陷入瞭停滯狀態。

緊接著,圈內其他人也仿佛著瞭魔一般,紛紛失語。

張楚寫不出來歌瞭;“黑豹”的唱片再也沒能大賣;竇唯不願開口唱歌;何勇精神上出現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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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一系列變故的發生,曾經自信滿滿的張培仁也因為滾石唱片商業戰略的調整,不得不撤回臺灣歌壇,將魔巖留給一個同事打理。

他臨走時說自己三年後一定回來,可他的離去卻徹底將發育不全的中國搖滾打上死結。

這些表面看似毫無聯系的事情聚集到瞭一起後,中國搖滾便碰上瞭撞邪般的命運。

當我們用現在的眼光去審視那段離奇的境況時,我們不難發現, 這都是早期各種問題潛伏下來的惡癥,它們看似分離卻又有因可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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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圈子內部出瞭問題。

早期的搖滾樂隊雖然積累瞭自己的固定聽眾與相應名氣,但由於音樂傳播途徑少、消費市場尚未形成等原因,除瞭北京本地人知道這些搖滾樂隊外,偏遠地區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搖滾是什麼,更別提願意花錢消費。

因此,他們歌曲內容形象飽滿,但現實窘迫的反差悄然生根。

名氣與現實帶來的差距,造就瞭老搖滾人的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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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沒能獲得市場青睞,也沒有多好的生活條件,他們努力用信念麻痹自身,將自己的生命和希望寄托於理想主義,想以此忘卻現實中的遍體鱗傷。

對創作而言,這顯然是一個天然優勢,不然我們也不會從他們的作品中領略到隻屬於90年代的時代烙印與人文關懷。

可另一方面,這種理想主義又是模糊的,它需要外界的刺激才能轉換成創作的靈感,這就導致那批搖滾人為瞭尋求靈感而走向懸崖邊緣。

這群人是毒品濫觴的重災區。

時至1997,“指南針”主唱羅琦上瞭出租車後毒癮發作,讓司機帶她去買毒品,出租車司機很負責任地直接把她送到相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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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琦為瞭戒毒,付出瞭巨大代價。多年後,她接受采訪說,圈子裡沾染上這個東西的,不是頹就是死。

早在搖滾剛冒頭時,就有媒體批判說“搖滾和毒品掛鉤,應該予以抵制”,這無疑是主流意識對搖滾天然的排斥。

可他們的瘋狂,不僅於此。

張有待在一次訪談時說道“1996年前後,搖滾演出審批已經松瞭很多,但有些樂手實在管不住自己。搞新時代音樂回顧,在臺上把鋼琴踩壞瞭”,這個人是何勇。

踩壞鋼琴倒是小事,但是他在唱《姑娘漂亮》時大喊“李素麗,你漂亮嗎”,引起媒體的憤慨和抵制。

除瞭圈內的“瘋狂”,圈外因素同樣也為中國搖滾的隕落埋下瞭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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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仁在一開始來到北京時,滾石唱片如日中天,公司願意投入大部分資金支持張培仁的理念和對內地搖滾樂的拓展。

雄心勃勃的他曾經號稱為中國搖滾可以賠十年不賺錢,所以在樂隊投入上張培仁從不節省,於是,有些人覺得花錢有公司買單,那就不用手軟瞭。

有的樂隊包過一年的總統套房,有的樂隊拉著親戚朋友去王府井吃一頓上萬塊錢的飯報銷,很多樂手都是扒磁帶長大的,進瞭錄音棚後一個人節奏錯瞭,全都得重來,這些都得用大量資金來推進。

因為養著樂手,資本也自戀的產生瞭一種“救世主”般的優越感,公司內部的人甚至說:

“沒有滾石,那些人不過就是街上的二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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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資本也不傻,他們發現瞭內地樂手渴望穩定收入,所以便采用較低的工資套住他們,甚至用二手樂器來交換長期版權。

沒人懂商業規則和版權,很多小樂隊為瞭眼前的利益,便稀裡糊塗簽瞭合同。

後來,唱片公司和樂手之間說不清的爛賬也讓隔閡越來越深。

不僅如此,隨著時勢的變遷,當滾石唱片逐漸走向下坡路時,他們突然發現自己已經沒有財力供內地搖滾繼續消耗瞭。

他們選擇“摒棄樂手,簽人隻簽主唱”的商業策略,而這也讓大部分搖滾人對商業開始持有瞭懷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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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無論國內還是國外,樂隊的意義就是幾個志同道合的音樂人一起思想碰撞進行創作。

如果隻簽主唱而摒棄樂隊其他人,那註定導致內部人員心理失衡產生摩擦。

當事人何勇回憶說,“當初被公司簽瞭的主唱和沒被簽的樂手之間總有那麼一道墻,雖然大傢表面還是一樣,但是總會感覺到尷尬”。

因為商業環境強行改變瞭樂隊早已習慣的生存方式,一些人和公司的分歧也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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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紅磡演唱會上,竇唯不小心忘詞瞭《噢!乖》,他當時強烈要求公司在後期一定要補上那一段達到完美,而魔巖卻選擇直接將現場原封不動的呈現。

這個忘詞失誤在幾十年後,還被我們認為是經典瞬間。可竇唯不這麼想,他認為要發行的音樂是不能有失誤的,一定要完美。

魔巖將自己的失誤公之於眾發行出來的行為,他認為這是無法理解的,覺得他們居心叵測。

之前的竇唯是認為一套完整的商業體系能幫助自己和樂隊走得更好,最後說服樂隊個人和魔巖簽約,但後來的一系列分歧讓他質疑,最後他選擇瞭退隱,不再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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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內地搖滾剛搭上瞭來自港臺這兩個窗口的“順風車”,就被自己和身邊的環境踢下瞭車。

1995年,張培仁撤回臺灣後創辦瞭臺灣魔巖,簽下瞭伍佰、張震嶽、MC熱狗、陳綺貞等人並將他們由獨立推向瞭主流舞臺,而臨走時的“三年之約”也付之東流,張培仁一直沒有回來。

此後,唱片工業時代隨著互聯網的推進到來,全世界的音樂產業格局都在發生變化調整。

中國搖滾在經歷瞭前十年的迅猛發展後,隨著張培仁的離開,大傢對商業也徹底失望瞭。

技術的進步導致瞭盜版的橫行,一方面他們的歌因為飽受盜版侵害導致大批搖滾人開始沒有瞭收入來源,另一方面隨著“拜金主義”代替瞭“理想主義”,那個迸發出強大生命力,用憤怒嘶吼表達內心深處的歌曲形式也逐漸不再受到審美青睞,這直接導致瞭那批老搖滾人沒有瞭演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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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何勇一整年就隻接到瞭3次演出,他抱怨因為經濟問題自己快過不下去瞭,但他的歌卻被很多人當作彩鈴,他很想從之前歌曲的版稅所得中分一些錢,但又不知道該找誰。

張培仁在千禧年後說道,“真正做出搖滾樂的是北京這座城市,而非個人”。

時隔多年,我們不知道他的這番話是不是在為自己開脫,不可否認當初搖滾的輝煌,讓很多年輕人有瞭想要進入這一行業的想法。

正因如此,不論是現在的痛仰還是新褲子,雖然他們失去瞭當年老搖滾人的土壤,但他們也正在用更聰明的辦法推廣搖滾。

“搖滾烏托邦”的解體是時勢的必然,搖滾人用他們的瘋狂、努力和執念構築出中國搖滾的雛形,而這些內在的東西,在誕生經典良作的同時也讓他們走向消逝。

搖滾從未變過,中國搖滾隻是更聰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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