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汪曾祺:隨遇而安,是哄自己玩兒

百年汪曾祺:隨遇而安,是哄自己玩兒

“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

“人世間有許多事,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有時一個人坐著,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會撲哧笑出聲來。把這樣的事記下來或說出來,便挺幽默。富於幽默感的人大都存有善意,常在微笑中。”

……

寫下這些文字的人,是汪曾祺。今天是他百年誕辰。說起來,他這一生雖然早早展露才華,卻幾經耽擱,晚年才迎來爆發。又是近十年,迎來出版盛況。筆下花鳥蟲魚、吃吃喝喝,尋常即是至味;寫人憶舊,描景繪聲,散淡卻是情濃。

百年汪曾祺:隨遇而安,是哄自己玩兒

他說自己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希望自己的寫作是“人間送小溫”。我們在今天喜歡讀他,多半是因為這些“小溫”,因為其中透著慢生活的閑適,好像和這個“小時代”再妥帖不過。但這背後,汪曾祺遇到的並不是什麼歲月靜好,而是充滿瞭顛沛坎坷、辛勞困窘,是在這個背景上仍然愛著很多東西。

“不管走到哪一步,總得找點樂子”

老師沈從文曾評價汪曾祺:“最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他們都出生在水鄉——沈從文是湘西,汪曾祺是江蘇高郵。 抗戰時期,傢鄉淪陷,汪曾祺跑到昆明,進瞭西南聯大。他不算個好學生,常常逃課去泡茶館、翻閑書。有次作業畫一個地圖,老師的評價是:“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後來又因為外語不好沒能畢業,隻好去鄉下學校當老師,生活捉襟見肘。有時沒錢吃飯,就堅臥不起,實在熬不住瞭,就和同學朱德熙賣瞭字典去吃飯。然後在草地上躺著,“看天上的雲,說一些‘沒有兩片樹葉長在一個空間’之類的虛無飄緲的胡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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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聯大,中間為汪曾祺

日軍的轟炸機飛來飛去,動不動就“跑警報”,時不時就死人。但這樣的時刻在他看來,卻是談戀愛的好時機:“空襲警報一響,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邊等著,有時還提著一袋點心吃食。”他常往松林的方向跑,因為可以買炒松子,一邊躲轟炸,一邊大快朵頤。寬裕些時,就去集市的攤邊吃白斬雞,美其名曰“坐失良機”(坐食涼雞),或是在街頭酒館要一壺酒、一碟豬頭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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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喜歡看雨——“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豐滿的,使人動情的。”
於是,苦痛的日子在他的回憶裡閃著亮光:“在昆明見瞭長得最好的茶花,吃瞭最好吃的牛肉,好吃的米線可救失戀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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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或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

1948年,正打仗的時候,28歲的汪曾祺到瞭北京。在沈從文的幫助下,在歷史博物館做辦事員,幹著檢查倉庫這類無足輕重的事情。才華無處伸展,不可能不愁悶。下班後就在故宮筒子河邊看人算卦、叉魚,來打發時間。晚上,“站在午門前的石頭坪場上,仰看滿天星鬥,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就我這裡一點是熱的。”他後來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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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和沈從文

新政權建立,沈從文很快“靠邊站”,在創作的盛年告別文學,和故宮裡的瓶瓶罐罐打起瞭交道。汪曾祺也收斂起鋒芒,但後來還是沒躲過被劃為“右派”,下放到河北張傢口的沙嶺子。
年近40的文弱書生,就這樣幹瞭三年插秧、鋤地、打藥、抗包的活兒。但他說,“人不管走到哪一步,總得找點樂子,想一點辦法,老是愁眉苦臉的,幹嘛呢!”
噴灑農藥的時候,他欣賞著 “波爾多液”好看的天藍色。他成瞭打藥能手,別人讓他總結經驗,他說,“我覺得這活有詩意”。馬鈴薯開花,他掐一把放在玻璃杯裡,對著畫花和葉;馬鈴薯熟瞭,他就畫薯塊,畫完就烤上吃掉。於是,“像我一樣吃過這麼多品種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多年之後,他打趣下放的遭遇說:“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瞭。”那裡的日子並非悠閑,有時累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但沒什麼人管,對他來說,就是神仙日子瞭。“爸爸的腦子,似乎特別不願意記憶那些悲啊苦啊的東西,更不願意將它們訴諸文字。”汪朗說。
汪曾祺很喜歡宋人的一句話,“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這或許也是他不寫自己的苦,反而要“人間送小溫”的初衷,也讓他在當時人性撕裂的黑暗中,守住性情不至於太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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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汪曾祺被調回北京,不久進入樣板戲創作班子,這讓他終於過瞭還算安順的日子,但“四人幫”倒臺後,他又因這段經歷被“掛”起來審查瞭一段。汪朗記得,那段時間,汪曾祺白天在單位受審查,回傢後就喝酒,罵小人,嚷嚷著把手指頭剁下來以“明志”。他多年以來已很少畫畫,這時又畫起瞪眼睛的魚,蜷腿翻白眼的大嘴鳥,自題:“八大山人無此霸悍”。 別人稱贊汪曾祺能隨遇而安,汪曾祺說隨遇而安是“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但另一些時候,他又說“隨遇而安”不算是好的心態。“這種心態的產生,有歷史的原因(如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本人氣質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爭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觀,是‘遇’,是環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環境的原因。”沒有人能超脫時代的限制,隨遇而安不過是讓他不至於被時代變故摧毀,用文字營造瞭一個精神的花園,自娛之餘,也慰藉他人。但這個花園是脆弱的,“世間小兒女”的平淡故事後有很多隱痛。這是在“汪曾祺熱”裡很容易遮蔽掉的一層。

“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汪曾祺後來被戴瞭很多帽子,“最後一個士大夫”“最後一個純粹文人”之類的。實際上,他對士大夫時常是語帶諷刺的。他熱愛平凡人的生活,就不覺得廟堂文化有多麼尊貴。倒不如汪朗的評價更準確,他說:“我們傢老頭兒,雜七雜八的東西也知道一些,但是很不成體系,有雜而無學”“老頭兒之雜,起碼有三,看雜書,寫雜文,吃雜食。” 老頭兒也倡導“口味最好雜一點……對生活的興趣要廣一點”。他不僅能寫會畫,也會唱戲,擅做菜,“要呆在一種什麼東西裡,沉溺其中。茍有所得,才能證實自己的存在”。此外,他還嗜煙,好酒,喜茶,兼及侍弄花草。“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出來,傾力一搏,像幹將、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裡,這,才叫活著。”他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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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挑書,全看它是否有意思。有一次,他告訴好友朱德熙,自己一個人在傢裡,炒瞭二三十個白果,喝瞭多半斤黃酒,正在讀一本妙書——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對話戲戲譜最後五分鐘一出獨折戲附北京語調的研究》,他覺得比《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還要好玩兒。他又說,“我從法佈爾的書裡知道知瞭原來是個聾子,從吳其濬的書裡知道古詩裡的葵就是現在的冬莧菜,實在非常高興。”他還寫過一本《釋迦牟尼傳》,涉及佛教的用語都十分精確。但汪朗說自己從來沒見父親讀過一部佛經,“這個老頭兒,肚子裡還有什麼貨色,實在弄不清。如今是無處查詢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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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做瞭多年編劇,汪曾祺隻把它當謀生,寫小說才是他眼中的正經事。他在80年代初又開始寫小說,恰好與莫言、餘華這些年輕人同步。年輕人為西方的文學技巧新奇,但於他,卻是“早玩過瞭”。在他身上,還有著古文的傳統,民國的風塵,又因藏筆多年,跳過瞭1949年後的政治書寫。像是深埋多年的蓮藕,突然開出瞭花。既清新又成熟,既現代又傳統。幾乎是孤品一般的生長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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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左)、張潔、范用在宴席。(拍攝:許以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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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態度在美食上體現得最為明顯。 被稱為美食傢,首要的自然是愛吃。他在昆明跑警報時顧著吃,“文革”後接受調查、連日寫交代材料的苦悶裡,也不忘從美食裡尋得一點安慰——“買油條兩三根,劈開,切成一寸多長一段,於窟窿內塞入拌瞭剁碎的榨菜及蔥絲肉末,入油鍋炸焦,極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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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無食不可吃,“南甜北咸東辣西酸,都去嘗嘗。”最後寫入文章的、自己喜歡做的,又都是再尋常不過的馬鈴薯、韭菜花、苦瓜、鴨蛋、咸菜、蘿卜、扁豆等等。這是美食的選擇,也是生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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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傢蘇北記錄過汪曾祺有一次招待女兒汪朝的同事,忙活瞭半天,結果端出一盤蜂蜜小蘿卜來。“蘿卜削瞭皮,切成滾刀塊,上面插瞭牙簽,邊上配瞭一碟蜂蜜。結果同事一個沒吃。汪朝抱怨說,還不如削幾個蘋果,小蘿卜也太不值錢瞭。老頭還挺奇怪,不服氣地說:‘蘋果有什麼意思,這個多雅’”。 還有一次,他招待從美國來訪的作傢聶華苓,做瞭一道煮幹絲,聶華苓吃得連湯都喝掉瞭,因為煮幹絲是童年記憶,很多年沒吃到瞭。這是手藝之外,汪曾祺對“傢鄉胃”、對人情世故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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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小說裡,他自況為“生活現象的美食傢”。

兩道菜,效果雖迥異,但都能看到老頭兒給尋常食材加上的心思。做完菜,他一般隻是嘗幾筷,然後就坐著抽煙、喝茶、喝酒,“從這點說起來,願意做菜給別人吃的人是比較不自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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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帶著一生的歷史,半個月的哀樂,在街上走”

汪曾祺的字畫,也是簡單隨意,心情不錯又恰好有紙時,就弄上幾筆。他還形容寫字就像看風景,“順眼的都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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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一生,也就是個四處溜達看看風景的人,把觸動他的畫面記下來。“我有一個特點,喜歡東張張西望望。有人問我:‘你怎麼成為作傢呀?’我說就是東張張西望望成為一個作傢。” 另一次,他寫打油詩說:“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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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是謙虛,不如說是一點赤子之心。就像老師沈從文一樣。汪曾祺曾經稱沈是一個“抒情的人道主義者”,後來也把這頂帽子送給瞭自己。 沈從文給過汪曾祺一個很重要的囑咐:“千萬不要冷嘲”。既是生活態度,也是寫作準則。汪曾祺筆下常寫“小人物”,“紅黃藍白黑,酸甜苦辣咸。每個人都帶著一生的歷史,半個月的哀樂,在街上走。”都透著一種為柴米油鹽奔波的辛勞,亦是他們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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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傢鄉高郵的蘆葦蕩裡

汪曾祺寫的很多故事、食物,都關乎故鄉高郵。在那裡,他的父親平和開明,繼母溫暖慈愛。還有傢裡的花園——“我的臉上若有從童年帶來的紅色,它的來源是那座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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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憶自己在大年初一,早早爬起來,去摘下臘梅,把骨朵剝下來,用穿珠花的銅絲穿成插鬢的花,然後送給傢裡的女眷——“我應該當一個工藝美術師的,寫什麼屁小說!”
在北京,他惦念著故鄉的野菜。有一次發現釣魚臺國賓館的墻壁外長瞭很多灰菜,“極肥嫩,就彎下腰來摘瞭好些,裝在書包裡。門衛發現,走過來問:‘你幹什麼?’他大概以為我在埋定時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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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的這些煙火記憶,給他的顛沛旅程許多慰藉,也讓很多背井離鄉的讀者感同身受,那種花開花落的安定感、時光疏忽而過的悵惘,都可能打到你內心柔軟的地方,然後放慢一些腳步。

在傢裡最沒地位的老頭兒

百年汪曾祺:隨遇而安,是哄自己玩兒

兒女們說起汪曾祺,都叫“老頭兒”。連孫輩們也這麼叫。打打鬧鬧,沒有規矩。有客人去他們傢,見到汪曾祺很拘謹,女兒就安慰說:“別怕,他在傢裡最沒地位瞭,我們都欺負他!”但喝上幾口後,老頭兒也會聲張兩句:“你們對我客氣點,我將來是要進文學史的。” 作為“右派”下放時,汪曾祺被收走瞭房子,後半生都是蹭妻子單位分的房子住。妻兒因此戲稱他為“寄居蟹”。早先,他沒有書房,要借女兒的房間寫作。有時靈感來瞭,但女兒在睡覺,他隻好在客廳裡走來走去,憋得滿臉通紅。孩子們逗他,“老頭兒,又憋什麼蛋瞭?”他笑著說:“我要下蛋瞭,這回下個大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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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一傢

老頭兒有顆童心,作為父親時也不例外。“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傢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他說。 當年,他的父親汪菊生就是這樣對待子女,和他們一起在田間嬉鬧,放風箏,做西瓜燈。汪曾祺初戀時,父親還給他出主意怎麼寫情書。看他學會瞭煙酒,每次就分他一份兒。平和的傢風就這樣續瞭下來,汪曾祺對兒女們的事,大多也是“聞而不問”,相信他們的選擇,一起分享“傢人閑坐,燈火可親”的平凡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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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76歲時的全傢福

1997年5月16日,77歲的汪曾祺因為消化道出血病逝。他本來覺得自己還可以多寫上幾年。 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哎,出院後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龍井茶!”

百年汪曾祺:隨遇而安,是哄自己玩兒

“唉!都錯過瞭

年輕人是時常錯過老人的

故事一串串

像掛在樹梢尖上的

冬天凋零的幹果

已經痛苦得提不起來”

——黃永玉《比我老的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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