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研究」李靖堃:“脫歐”、身份政治與英國政黨政治格局的未來走向

李靖堃:“脫歐”、身份政治與英國政黨政治格局的未來走向

作者:李靖堃,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當代世界》2020年第2期;當代世界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內容提要

2019年12月,為打破長達三年半之久的“脫歐”僵局,英國舉行瞭近百年來的首次冬季大選,保守黨地位得到鞏固,順利推動英國議會通過“脫歐”協議相關法案,工黨力量則被進一步削弱。導致這一結果的直接原因是保守黨和工黨在“脫歐”問題上采取瞭不同策略,而其深層次原因則是多年來英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帶來的政黨社會基礎的變化,特別是階級政治讓位於身份政治,從而削弱瞭選民原有的政黨忠誠,而“脫歐”這一特殊背景則加劇瞭轉變進程,凸顯瞭身份政治的重要性。但與此同時,英國的選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證瞭其政黨格局的延續性和穩定性。未來一段時間內,英國保守黨的強勢地位將繼續得到保持,工黨則將進入艱難的轉型和調整期。

關鍵詞

英國大選;“脫歐”;保守黨;工黨;身份政治;英國政黨政治

2016年6月,英國舉行公投,有將近52%的選民支持“脫歐”,時任首相卡梅倫被迫辭職。此後,盡管前後兩任首相特雷莎·梅和約翰遜均與歐盟達成瞭“脫歐”協議,但協議都未能獲得英國議會批準,“脫歐”陷入僵局。為打破這種局面,英國被迫於2019年12月12日提前舉行大選,這也是該國歷史上近百年來的首次冬季大選。保守黨毫無懸念地獲勝,贏得絕對多數議席,鞏固瞭執政地位,並順利推動議會通過“脫歐”協議相關法案。英國於2020年1月31日退出歐盟。此次選舉還在很大程度上奠定瞭英國未來一段時期內保守黨一黨獨大、工黨艱難轉型、其他小黨暫無能力挑戰傳統兩黨的政黨政治格局。

2019年大選與英國政黨政治的進一步右轉

此次大選是英國自2015年以來舉行的第三次大選,其結果是兩黨政治得以延續,但政治傾向進一步右轉。在此次大選中,保守黨大勝,工黨受挫,地區性政黨力量穩定增長,其他政黨的表現乏善可陳。

第一,保守黨優勢地位得到鞏固,英國政治進一步右轉。保守黨在此次選舉中獲得43.6%的選票和365個議席,比2017年增加瞭47個,這是自1987年選舉以來該黨所取得的最好成績。此次選舉保守黨所獲得票率系1979年選舉以來的最高紀錄。作為此次選舉的最大贏傢,保守黨自2010年上臺以來已連續第四次執政。比表面的數字更有意義的是,保守黨在英格蘭東北部某些原本屬於工黨核心“勢力范圍”的選區取得重要突破,特別是在一些自創立之日起就從未支持過保守黨的選區(例如奧克蘭主教區和塞奇菲爾德選區等)。更重要的是,保守黨在議會下院占據絕對多數,為日後通過各項動議奠定瞭十分有利的基礎。同時,這也意味著英國政黨政治2010年後出現的右轉趨勢進一步加強。

第二,工黨受挫,影響力遭進一步削弱。與保守黨的“高歌猛進”相反,工黨在此次大選中的表現差強人意,獲得32.2%的選票和203個議席,這是自1935年選舉以來該黨所取得的最差成績。與2017年相比,工黨議席數減少瞭59個,得票率下降瞭7.8%,並且是所有參選政黨中唯一得票率下降的政黨。從地區分佈來看,工黨在每個地區的支持率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特別是在英格蘭東北部傳統“票倉”損失最為嚴重,得票率下降幅度高達12.8%,多個“堡壘”選區被保守黨成功拿下。此外,無論是在堅定支持“脫歐”還是“留歐”的選區,工黨的支持率均大幅度下降,降幅分別為10.4%和6.4%。

第三,以蘇格蘭民族黨為代表的地區性政黨力量穩定增長。在此次大選中,蘇格蘭民族黨可以說是除保守黨以外的第二大贏傢,獲得瞭蘇格蘭選區59個議席中的48席,僅次於2015年的56席,這也是該黨連續第三次在大選中超過自由民主黨。蘇格蘭民族黨的獲勝也意味著蘇格蘭獨立問題將被再次重啟。大選結束後,蘇格蘭民族黨領袖斯特金正式致函英國首相約翰遜,要求在2020年舉行第二次公投,並發出警告稱蘇格蘭不會放棄尋求獨立的訴求。在北愛爾蘭,新芬黨的力量也在穩步增長。在此次大選中,該黨獲得7個議席,與北愛爾蘭第一大黨民主統一黨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僅比後者少1個議席。新芬黨的訴求是留在歐盟,並尋求與愛爾蘭共和國實現統一,因此其力量的增強意味著英國的國傢統一面臨著更多不穩定因素。

第四,其他政黨的表現乏善可陳。在此次選舉中,自由民主黨雖然旗幟鮮明地反對“脫歐”,但仍未能實現反彈,僅獲得11.5%的選票和11個議席,這也是該黨在2015年失去議會第三大黨地位後再一次落後於蘇格蘭民族黨。其他小黨更是難以對保守黨和工黨的地位形成挑戰,特別是綠黨和英國脫歐黨,盡管它們在2019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表現搶眼,但在此次大選中,綠黨僅獲得1個議席,脫歐黨則沒有獲得議席。

英國政黨政治進一步右轉的動因

表面上,英國各政黨在“脫歐”議題上的不同立場是此次大選出現上述結果的直接原因;實質上,近幾十年來社會經濟發展改變瞭以往階級政治和政黨忠誠的分野,身份政治上升為影響選民投票的最重要因素,“脫歐”議題則是這一趨勢的催化劑。

一、保守黨與工黨的“脫歐”立場和競選策略

多傢民調公司在選舉前開展的民調均顯示,“脫歐”是決定此次大選結果的關鍵議題。根據民調結果,在給出多個選項的情況下,最受選民重視的問題是醫療,其次是“脫歐”,這兩個問題的受重視程度遠遠高於移民、安全、環境和經濟等其他問題。但如果隻讓選民選擇一個最關心的問題,則“脫歐”的受重視程度遠遠高於其他問題,如益普索—莫裡(Ipsos Mori)2019年9月的民調顯示,有超過57%的被調查對象將“脫歐”作為自己最關註的問題,而選擇其他任何問題的比例都沒有超過3%;輿觀(YouGov)的民調結果顯示,有39%的被調查對象認為“脫歐”將在其投票中起到決定作用。而且,離選舉日期越近,英國選民對“脫歐”問題的關註度也越高。在這種情況下,各政黨在“脫歐”問題上的立場就很大程度上左右瞭選舉結果。

在保守黨方面,約翰遜作為“硬脫歐”派的代表人物,不管是在擔任外交大臣期間還是在2019年7月接任首相後一直持強硬的“脫歐”立場。在啟動競選程序之後,保守黨在“脫歐”問題上更是采用瞭“簡單粗暴”的口號,即在2020年1月31日之前“完成脫歐”(Get BrexitDone)。這一強硬且鮮明的立場不僅牢牢抓住瞭支持“脫歐”的選民,而且吸引瞭不少搖擺不定的中間選民,甚至成功吸引瞭部分支持“留歐”的選民。過去三年半時間裡,不少選民對“脫歐”變成“拖歐”產生瞭厭倦情緒。此外,脫歐黨在選舉前與保守黨達成協議,退出瞭保守黨2017年獲得議席的選區,從而最大限度保證瞭支持“脫歐”的選民支持保守黨。

與保守黨不同,自2016年“脫歐”公投以來工黨在“脫歐”問題上的立場一直模棱兩可,該黨領袖科爾賓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表明態度,甚至在競選期間仍然表示“中立”,提出如果獲勝將與歐盟重新談判,並將談判協議交由全民公投,由“人民”決定“脫歐”的未來。這樣一種試圖“左右逢源”的選舉策略非但沒有爭取到支持“脫歐”的選民,反而將一部分支持“留歐”的選民推向瞭保守黨一方,使得工黨在堅定支持“脫歐”和“留歐”的選區得票率都有所下降。同時,還有部分原本支持工黨的選民因不滿其含糊其辭的競選政策而拒絕參加投票,也是導致工黨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工黨內部的分歧由於“脫歐”問題變得公開化,削弱瞭自身在民眾中的影響力和信任度,這也是部分選民沒有投票支持工黨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二、“脫歐”問題加快瞭身份政治取代階級政治的進程

二戰後的幾十年間,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英國的社會結構發生瞭巨大變化,主要政黨的選民基礎也因此分化重組。在這一過程中,身份政治逐漸取代階級政治,成為影響選舉走向的最重要因素。

第一,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身份政治成為影響選舉走向的重要因素。二戰後初期,保守黨和工黨的群眾基礎幾乎完全根據階級劃分。英國著名政治學傢彼得·普澤爾(Peter Pulzer)曾經說過:“階級是英國政黨政治的基礎,其他任何因素都是裝飾和細節。”傳統上,保守黨主要受到資產階級的支持,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而工黨的群眾基礎主要是產業工人階級。20世紀50年代,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占到瞭英國勞動力總數的70%左右,這是工黨迅速崛起的最重要原因。但是,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持續的“去工業化”導致英國的制造業和重工業急劇衰落。這一過程導致傳統工人階級的數量急劇減少,隨之出現的是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或稱“中間階層”)群體,英國社會由此成瞭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社會”。相較而言,中產階級群體與傳統政黨之間並不存在天然的聯系,與此相應,“階級”與政黨之間的關聯也越來越弱,因而階級與所謂“政黨忠誠”之間也不再存在必然關聯。

2019年大選前,英國多傢民調公司的調研結果顯示,無論是中產階級(“白領”)還是工人階級(“藍領”),支持保守黨的比例均為42%;而支持工黨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比例分別為33%和28%。這表明階級屬性在投票意向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特別是工人階級不再“理所當然”地支持工黨。2019年大選的結果也證明瞭這一點,在工人階級占比例最高的100個選區中,保守黨和工黨分別贏得31個和53個選區,盡管工黨仍然占據優勢,但與2017年兩黨分別贏得的13個和72個選區相比卻發生瞭巨大變化。在原本屬於工黨“堡壘”地區的英格蘭中部、東北部和約克郡,保守黨的支持率上升瞭4個百分點;相反,工黨在英格蘭東北部和約克郡的支持率下降瞭超過10個百分點。英國《金融時報》一篇文章認為,保守黨的勝利正是緣於工人階級不再支持工黨

此外,其他一些表明選民個體身份特征的因素(如性別、受教育程度、年齡等)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身份”對選舉走向的影響超越瞭“階級”。在這些“身份”中,年齡因素對選民政黨偏好的影響最為明顯。民調顯示,年齡越大,支持保守黨的比例越高,反之亦然。在65歲以上的選民中,支持保守黨的約占60%,支持工黨的僅有17%;相反,在35歲以下的選民中,有將近50%支持工黨,僅有不到25%支持保守黨。但是,青年人的投票率總體上低於老年人,這也是造成工黨選舉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可見,盡管“階級”仍然是影響選民投票的因素之一,但它不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影響因素。階級因素正逐漸被代表選民身份的其他因素所取代。換言之,身份政治正取代階級政治,“脫歐”這一特定事件則加快瞭轉變進程。

第二,“脫歐”賦予選民新的“身份”,強化身份政治在選舉中的作用。每個人都具有多重身份,有的身份幾乎不會發生改變,如民族、種族或性別;有的身份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如年齡和收入水平,但這些身份長期存在。與此同時,還有一種“臨時身份”,即由某個特定事件為個人身份賦予的新的維度,並且這個“臨時身份”在特定背景下有可能發揮超出其他“身份”的作用。

“脫歐”就是特殊背景下的特定事件,它賦予瞭英國選民新的“臨時身份”,即所謂“留歐派”(Remainers)和“脫歐派”(Brexiteers),並與選民原有的其他身份疊加,進一步強化瞭“身份”而不是“階級”作為影響選舉結果乃至政黨政治走向的最重要因素。與之相應,分化為“留歐派”和“脫歐派”的英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分歧也進一步擴大。

究其原因,“留歐派”和“脫歐派”背後代表的是各自在社會和經濟領域的“開放”和“封閉”理念,也就是說,是支持全球化和超國傢主義,還是更認同民族國傢和國傢主權。支持歐洲一體化代表的是“開放”立場,反之代表的則是“封閉”立場,而選民的受教育程度、財富水平等“身份”決定瞭其支持“留歐”還是“脫歐”。以傳統工人階級為代表的中下層民眾之所以大多數支持“脫歐”,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犧牲者”;與之相反,受過良好教育的資產階級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們更支持“留歐”。有民調顯示,在2016年“脫歐”公投中,在大學以上學歷人口所占比例最低的30個地區,有28個選擇瞭“脫歐”;而在大學以上學歷人口所占比例最高的30個地區,有29個選擇瞭“留歐”。地區差異也表明瞭這一特征:受過良好教育、相對富裕的人群所占比例相對較高的倫敦和英格蘭東南部地區,支持“留歐”的選民比例相對較高;而在受到“去工業化”影響較為嚴重的英格蘭北部以及西南部的貧困鄉村,支持“脫歐”的選民比例則相對較高。相應地,在支持“脫歐”的選民中,多數支持保守黨;在支持“留歐”的選民中,則相對傾向於支持工黨和自由民主黨。2019年大選結果與此總體相符。

綜上所述,在“脫歐”背景下,在選民多重“身份”相互疊加和共同作用的影響下,特別是在“脫歐派”和“留歐派”這一“臨時身份”的影響下,英國政黨傳統左、右翼的分野在界定選民立場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選民不再以政黨的政治意識形態作為決定支持哪個政黨的最重要標準,而是以個人“身份”為基礎,以支持“脫歐”還是“留歐”作為主要依據,選擇與自己的“身份”和理念更為契合的政黨。當然,隨著“脫歐”的影響逐漸消退,“脫歐派”和“留歐派”身份在決定選民立場以及政黨政治格局方面的作用也將逐漸減弱,但構成選民“身份”的其他因素仍將繼續發揮超出階級因素的影響,並且未來在新的背景下還會出現其他新的“臨時身份”。

「英國研究」李靖堃:“脫歐”、身份政治與英國政黨政治格局的未來走向

2020年1月22日,英國議會通過“脫歐”協議相關法案,次日獲得女王批準,成為法律。在歐洲議會批準英國“脫歐”協議後,英國於1月31日正式退出歐盟。圖為 2020年1月22日,在英國倫敦,英國首相鮑裡斯·約翰遜在議會下院發言。(圖片來源:新華社)

英國政黨政治格局的未來走向

2019年英國大選已經塵埃落定。由於此次大選與“脫歐”這一特殊時期的特定歷史事件密切相關,因而其是否能夠成為英國政治史上的重要轉折點尚有待觀察,但此次大選無疑將對英國未來的政黨政治走向,特別是保守黨和工黨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第一,保守黨有望繼續保持優勢地位,但其內部關於歐洲問題的分歧不易彌合。保守黨在2019年選舉中“大獲全勝”,如果不出現極端意外情況,這種優勢地位至少可以保持到2024年,甚至也不排除在下一屆選舉中再次獲勝的可能性。當然,這取決於在接下來的幾年內,英國經濟形勢會不會因為“脫歐”出現大幅下滑,政治形勢會不會出現大的動蕩。

在未來一年甚至更長時間內,“脫歐”仍將是保守黨政治議程中的首要事項。2020年1月22日,英國議會通過“脫歐”協議相關法案,次日獲得女王批準,成為法律。在歐洲議會批準英國“脫歐”協議後,英國於1月31日正式退出歐盟。根據“脫歐”協議相關法案,英國不會在2020年12月31日之後延長過渡期。這就意味著,在2020年2月1日到12月31日短短的11個月內,英國政府需要與歐盟就未來關系(特別是貿易關系)達成協議,這才是保守黨將要面臨的棘手問題。原因在於,保守黨內部的“硬脫歐”派和“軟脫歐”派至今仍未在該問題上達成一致。“軟脫歐”派希望在退出歐盟之後,仍然在貿易等領域與歐盟保持盡可能密切的關系;而“硬脫歐”派則希望徹底脫離歐盟的規制。但歐盟一直強調“公平”和“對等”原則,如法國總統馬克龍曾經明確指出,如果英國企業想要進入歐盟市場,就必須遵守歐盟的標準和規則。約翰遜自始至終承諾與歐盟保持“零關稅、零配額”的貿易關系,以期達成一項“宏大的貿易協議”,但是如果英國想要與歐盟繼續保持密切的貿易夥伴關系,則在未來的協議中就必須同意遵守歐盟的絕大多數法律和規則,但這恰恰是“硬脫歐”派所反對的,也與約翰遜本人反復強調的“收回控制權”的原則相悖。如果出現這種局面,保守黨內不同派別之間的裂痕有可能加深,“脫歐”問題甚至可能再次回到特雷莎·梅時期的僵局。未來,如何在避免保守黨分裂的情況下與歐盟達成最符合英國利益的貿易協議,是考驗約翰遜政府的一道難題。

第二,工黨需要進行意識形態調整和重新定位,但困難重重。工黨在此次大選中的失敗,表面和直接的原因是其試圖“左右逢源”的“脫歐”立場,但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是其意識形態定位不明確、內部分化嚴重導致群眾基礎被削弱。工黨早期的群眾基礎是工人階級,其政治意識形態屬於左翼,但為瞭扭轉多年在野的狀況,贏得中產階級的支持,佈萊爾在1994年擔任工黨領袖之後開始實施“第三條道路”,向中間路線靠攏。盡管工黨宣稱“不左不右”,但實際上是在向保守黨靠攏,采納瞭保守黨的絕大多數經濟社會理念。這種轉向確實產生瞭實際效果,工黨不但在1997年重新奪回瞭執政黨地位,而且連續執政瞭13年。但這一轉向也極大地模糊瞭工黨與保守黨之間的意識形態界線,削弱瞭其自身特性,使其失去瞭一部分傳統選民的支持。

2010年大選落敗之後,工黨一直在努力對自身進行重新定位,例如時任領袖埃德·米利班德提出的“藍色工黨”理念,便試圖回歸傳統價值觀,重新回到傳統的民主社會主義,但收效甚微。2015年科爾賓“意外”當選工黨領袖後,延續瞭其一貫的激進左翼立場,提出瞭一系列激進主張,但遭到工黨傳統右翼和以佈萊爾為代表的“中間派”的強烈反對。在“脫歐”這一特定背景下,工黨內部本已十分嚴重的派系分歧將更加突出。

2019年大選結束後,工黨領袖科爾賓宣佈將於2020年初辭職,工黨將於4月初選出新領袖。無論誰最終當選,都亟須為工黨找到明確和清晰的定位,統一黨內的意識形態。工黨也認識到瞭這一問題,在選舉結束後成立瞭一個小組,旨在對選舉失敗進行深刻反思,總結經驗教訓以圖東山再起。但對工黨而言,可選擇的道路已不多,“第三條道路”已走到盡頭,回歸傳統左翼也已經被證明無法成功。前工黨影子大臣甚至指出,如果工黨繼續向極端化發展,其力量還有可能進一步萎縮,甚至成為議會第三大黨。在這種情況下,工黨極有可能需要較長時間的調整期,才能實現重新定位,擺脫“後佈萊爾時代”漫長的轉型和過渡期。

第三,簡單多數選舉制保證瞭兩黨制總體穩定,但也暴露瞭英國選舉制度的弊端。1922年以來,保守黨和工黨一直輪流執政,盡管偶有聯合執政的情況,其他政黨在某些特定時期也曾對這兩大政黨的壟斷地位形成一定沖擊,但這一格局至今未發生實質性變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英國議會選舉執行簡單多數選舉制,又稱“勝者全得”制(First Pastthe Post),即隻要獲得瞭一個選區的簡單多數票,就可以得到該選區的議席。英國也是唯一采用這一制度的歐洲國傢。這樣的選舉制度對於選民力量集中的政黨十分有利,特別是兩個主要政黨和蘇格蘭民族黨,因為長期的積累使它們已經擁有瞭足夠多的“安全選區”,隻要保證這些“安全選區”的選票,它們就可以“高枕無憂”,而其他政黨由於沒有足夠的“安全選區”,選票相對分散,因此很難將得票有效地轉化為議席。因而,這樣的選舉制度保證瞭保守黨和工黨的主導地位,也保證瞭英國政黨體制的總體穩定。

然而,簡單多數選舉制也存在諸多弊端且飽受詬病,特別是政黨獲得的議席數與得票率嚴重不成比例。例如,保守黨1983年和2017年均獲得瞭42.4%的得票率,但議席數分別為397席和313席,差別極大;而2015年僅獲得36.9%的得票率,議席數卻超過瞭2017年,為331席。這種不成比例的現象在除兩大黨以外的其他政黨方面表現得更加明顯,如2019年大選中,自由民主黨獲得瞭11.5%的選票,卻僅得到11個議席;蘇格蘭民族黨獲得3.9%的選票,卻得到瞭48個議席;綠黨獲得2.7%的選票,僅得到1個議席,脫歐黨獲得2%的選票,卻沒有獲得任何議席。

與此同時,這種選舉制度也掩蓋瞭英國政黨政治格局碎片化的現狀。有學者分析,如果英國采用與歐洲議會選舉相同的比例代表制,則2019年選舉中將再次出現懸浮議會,保守黨僅能獲得288個議席,工黨能夠獲得213個議席,自由民主黨將獲得70個議席,而蘇格蘭民族黨僅能獲得28個議席。事實上,這種情況在2014年和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已經出現,特別是在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英國脫歐黨獲得的議席最多,接下來是自由民主黨、工黨、綠黨和保守黨,與英國議會選舉的結果完全不同。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如果不改變選舉制度,英國的政黨政治很難發生重大改變。在這種情況下,保守黨和工黨占優、輪流執政的模式難以被撼動,從而保證瞭政黨政治格局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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