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初君主、外戚、軍功集團博弈的角度,來看呂後執政的人設改變

導言:

在中國歷史上,呂雉是一位爭議很大的女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她人設的變化,由當初的賢妻良母,轉變為後來的絕世悍婦。劉邦臨終之際,既沒有召見太子,也沒有安排輔政大臣。而是在與呂後的交談中做瞭身後的人事安排。這不單體現出二人在政治合作上的親密無間,也體現出劉邦將權力交付呂後的意圖。呂後在這裡承擔的角色,既是接班人,又是托孤重臣。

歷代評價呂後,多突出其私欲膨脹,誇張呂氏對劉氏的威脅方面。但如果從漢初政治背景來看,實際上呂後是在貫徹劉邦遺志,傾力營建“劉呂聯盟”以制衡軍功集團。但是野心勃勃的劉齊集團最終拋棄瞭呂氏傢族,反而與軍功集團聯手而將其鏟除,呂後的種種努力在其逝世之後破產。但結盟策略的確在劉邦與呂後在世期間起到過重要作用,也為此後文帝和景帝時期的政治鬥爭提供瞭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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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誅呂安劉”的政治事變

自劉邦成為漢王始,雖然處於爭天下的用人之際,但君臣矛盾就已經集中呈現,尤其是對韓信、彭越和英佈等獨當一面的“方面軍司令”更是如此。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為瞭加強皇權,隨即展開瞭鏟除異姓諸侯王的活動。在此過程中,呂後扮演瞭非常重要的角色,殺韓信,除彭越,呂後都是直接兇手。劉邦親征期間,呂後與蕭何留守關中,鎮撫後方,解除其後顧之憂。

“呂後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後力”。其兄周呂侯呂澤,建成侯呂釋之也都是開國元勛,呂澤更是獨當一面,部屬眾多,實力不容小覷。劉邦在世期間,劉呂聯盟以夫妻密切合作的形式呈現。

公元前195年,劉邦去世,劉盈即位,但呂後長期主導朝政,更在前188年劉盈去世後臨朝稱制八年,前後掌權15年之久。呂後稱制期間,呂氏集團勢力大為擴張,加劇瞭統治集團內部各勢力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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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後去世後,周勃、陳平等軍功貴族隨即聯合齊國集團的劉襄、劉章和劉興居兄弟等人裡應外合,借口諸呂圖謀叛變而將其鏟除。隨後,多方博弈之下,齊國勢力被邊緣化,軍功集團坐大並主導局面,決定迎立“仁孝寬厚”,母傢“謹良”的代王劉恒為帝,即為文帝。劉恒在入主未央的當晚即發佈詔書,對政變性質做瞭定調,宣稱:“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

諸呂因“叛亂”而遭誅殺,陳平、周勃和劉章等人的行為則獲得正式認可與表彰,成為清除陰謀集團,匡扶劉漢天下的大功臣。自此以後,呂氏集團長期得不到公正的評價,呂後更成為女主亂政的代表人物。

漢初‘誅呂安劉’政治事變,實際上是一場由功臣陰謀集團和齊劉分裂勢力合謀發動、事後又完全歪曲其真相的血腥政變。呂後分封是為瞭“安劉”,諸呂也未曾據兵擅權,更未曾謀亂危劉,諸呂不過是陰謀政治的無辜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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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在位時期的政治態勢

漢初君臣矛盾的主要表現在於皇帝為代表的劉姓宗室聯合呂氏外戚打壓鉗制異姓軍功集團。異姓軍功集團主要包括兩大陣營,一是異姓諸王,二是異姓列侯,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軍功集團。劉邦在問鼎天下之後,隨即展開對異姓軍功集團的有步驟清洗,至其去世,異姓諸王的威脅被徹底消除,異姓列侯的打擊工作則剛剛拉開帷幕。此項任務留待呂後執行,呂後雖取得瞭階段性勝利,但未能徹底消除,身後更是遭異姓軍功集團的猛烈反撲,致使諸呂覆滅,此事留待文景之時才徹底解決。

劉邦在自身實力遠遜於項羽的情形下逆襲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反項統一戰線的成功,以裂土分封為誘餌,激賞諸將為其賣命。但其間一旦封賞不到位,也立馬就會出現“放鴿子”和“撂挑子”的情形。加之劉邦與絕大多數部下同為“編戶民”的身份,毫無神聖性可言。

君臣地位實為既成事實的認可與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換。這從劉邦與諸臣達成的盟約誓詞也可看出。第一,劉漢承諾保障功臣集團的既得利益並惠及子孫;第二,漢朝江山隻能姓劉,限制功臣集團范圍,未有重大軍功者不得躋身。“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這是一種再明白不過的利益互換。劉邦與軍功集團的關系,主要就體現在勢與利。劉邦自然對此惴惴不安,更要對勢傾利窮後的危險局面早做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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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劉邦長期遏制和打壓能力和實力最為強勁的韓信,甚至使用無賴手段兩次“奪其軍”;韓信平齊之後,劉邦不得不封其為齊王,但在滅項之後,立刻借口韓信為楚人,而將其調離齊國。

第二,自前202年稱帝始,劉邦在隨後的七年中親帥大軍,經連年艱苦征伐,先後鏟除或廢黜燕王臧荼、楚王韓信、潁川侯利幾、韓王信、代相國陽夏侯陳豨、趙王張敖、梁王彭越、淮南王英佈與燕王盧綰,與此同時大封劉氏子弟為王,借此鞏固皇權。

第三,論功行封之際,劉邦屬意文臣蕭何功第一,這是以文制武,刻意打壓軍隊將領的一種手段。奮戰五年,打出瞭漢傢天下,論功行賞自然應該以軍功為主要依據。軍功最為卓著的將帥已經封王,餘皆推曹參為第一。劉邦卻執意違背諸將意願,堅持以蕭何為第一,用意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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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將列侯中威望和軍功最高的曹參遠調至齊國為相,輔助劉肥,既是看重其在平定齊國時所樹立的威懾力,也有著考驗和防范的打算。曹參在天下大定之前就已經官至漢右丞相,軍功顯赫,但曹參長期追隨韓信,所獲軍功也多與韓信有關。劉邦把曹參外放到瞭齊國,雖為相國,實為左遷。當然,劉邦在物質上給予瞭一定的彌補,曹參所獲封戶最多,達到萬六百戶,超過功封第一的蕭何。

第五,利用白馬之盟與諸侯達成協定,以期維護各自利益。

劉邦自稱帝始,從未停止征伐的腳步,自己也死於征伐英佈戰爭中的箭傷。即便如此,他的政治佈局也並未完成。雖然完成瞭對異姓諸王的清除,但對異姓列侯的防范與削弱工作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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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後臨朝稱制

劉邦在世的時候,憑借戰爭年代累積的威勢,諸將自然不會輕舉妄動,但如果隻剩下仁弱的劉盈與呂後呢?劉盈雖是嫡長子身份,但終究缺乏歷練,從未帶兵馭將,更兼性情仁弱;呂後雖狠辣幹練,終為女流之輩,多有不便。因此才有瞭劉邦病重期間的政治交代:

前195年三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這封詔書實為“白馬之盟”的重申,反復強調自己對建功立業之人不薄,切不可背信棄義,動搖漢傢天下。劉邦去世後,劉盈即位為帝,呂雉開始獨掌大權。然而,列侯的地位與威脅在這個時候也迅速凸顯開來,尤其是蕭何、曹參、周勃、樊噲等宿將元勛,位高而權重,他們對於朝政的影響力不可低估。在雙方的初次交鋒中,呂後攝於軍功集團的巨大實力,尤其是在軍隊控制方面的優勢而未敢輕舉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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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盈在即位初期便因目睹戚夫人慘狀而受到極大刺激,再也無心政事,呂後開始乾綱獨斷,但在劉盈在位的七年期間,呂後按兵不動,依劉邦臨終安排沒有進行大的人事變動。一方面依仗元老重臣實現朝政的平穩過渡,二來積極強化自身實力。待到劉盈病逝,雙方再次劍拔弩張,展開較量。

前188年,劉盈憂鬱病逝,發喪期間,隻見呂雉幹哭,不見落淚。張良之子張辟強擔任侍中,對丞相陳平說:“太後隻有孝惠帝一個兒子,如今死瞭,卻隻見她幹哭而不悲傷,你知道是什麼原因?”陳平反問:“是什麼原因?”張辟強說:“皇帝沒有年紀較大的兒子,太後害怕你們這班老臣。您現在應請求拜呂臺、呂產、呂祿為將軍,統領南北二軍,並且讓呂傢的人都入宮,在朝廷執掌大權,這樣呂後才會心安,你們才能有幸免於禍患。”陳平就按照張辟強的計策去做,呂氏的權勢便從此開始。呂雉立太子劉恭為帝,自己臨朝稱制,行使皇帝職權,成為中國太後專政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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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交鋒,呂後占據瞭上峰。其後八年,呂後著意營建劉呂聯盟,防范和壓制軍功貴族集團,架空王陵,迫使周勃、陳平刻意回避,行韜晦之策。呂後深知此舉會引起軍功集團的不滿,遂著力加強對軍隊的控制以備不測。她封宗室中的兩劉章與劉興居為朱虛侯、東牟侯,令二人宿衛長安。臨終之前,呂後將雙方的矛盾擺在桌面,警告呂祿、呂產:“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但劉章與劉興居的反水將以上佈局完全打破。

此二人與長兄劉襄皆為野心勃勃之輩,劉襄已經繼承齊國王位,若無意外或重大功勛,劉章與劉興居很難崛起。二人貪圖權勢,圖謀擁戴劉襄為天子,不惜出賣呂氏,而後卻又被軍功集團出賣,可謂竹籃打水一場空。三兄弟在政變期間的積極表現反而招致文帝劉恒的一系列打壓,齊國終被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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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後對待劉氏的打壓

作為劉邦的政治搭檔與權力接班人,呂後不但基本執行瞭劉邦為瞭政治穩定而做的人事安排,而且在掌權期間繼續貫徹劉邦削弱異姓軍功貴族的國策,並依據形勢的需要而做瞭調整補充。

齊王劉襄在起兵勤王之際,發檄文昭告諸王,歷數呂氏“惡行”。檄文的核心內容就是聲討呂後對於劉氏的打壓,所謂“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劉襄所言,雖然是事實,但過於片面而且包藏私心。呂後作為惠帝之母,身居中樞大權獨攬,一方面有逞兇縱欲的行為,另一方面也在著力鞏固惠帝一脈的地位。而前者是為瞭服務於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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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政治人物,固然更多的要從權力運作的角度進行解析,但卻不能忽視人性,尤其是對於更為感性的女性。女性掌權者集合妻子與母親的角色,其所作所為的確有著不少鮮明的性別特色,這是我們不可忽視的。

劉盈雖然是劉邦的嫡長子,早在前205年時即被立為王太子(時年六歲),但地位一直不夠穩固,在劉邦的晚年,劉盈的太子之位一直處於飄搖之中,多次險些被廢黜,如果不是呂氏的苦心經營和諸位大臣的堅持,怕是早已易儲。惠帝登基之後,在呂後看來,權勢仍不夠穩固,一來年幼二來良善,難以應對政治的陰暗與危險。這也是呂後多次為兒子清除隱患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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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先是極端殘忍的將多次威脅他們地位與性命的戚夫人與劉如意母子徹底鏟除。而後對年長且國力強大的齊王劉肥嚴加防范,刻意削弱。

(惠帝)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後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傢人之禮。

呂後眼見劉肥如此不顧君臣大禮,意圖將其鴆殺。驚恐萬分的劉肥急忙將城陽郡奉上作為呂後之女魯元公主為湯沐邑。劉肥雖僥幸逃脫,但呂後並未停止對齊國的削弱,前186年,割濟南郡為呂國以封高後之侄呂臺。前180年,再割瑯琊郡以封宗室營陵侯劉澤為瑯琊王。至此,劉肥的六郡被割去三郡,且多為膏腴之地,一分為四。

呂後有針對性的一再分割齊國,顯然不是個人恩怨,而是出於鞏固皇權的需要。當時的齊國號稱東方第一大國,在曹參的治理下較早恢復瞭國力,民殷國富。這在平定諸呂過程中,齊國劉襄、劉章、劉興居兄弟三人的分量即可看出。這也當是齊國方面對於扳倒諸呂最為積極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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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後對劉姓宗室的扶植為身後的諸呂覆滅埋下瞭隱患

營陵侯劉澤為劉氏遠支,漢書謂“高祖從祖昆弟也”。此人善戰,因軍功封侯。呂後對其多有拉攏,先是將外甥女嫁與他為妻,而後在呂產封王之時,也因齊人田生遊說得以封瑯琊王。呂後之所以封其為王,原因有三:一是劉澤有一定實力,“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二是因為有親,“太後女弟呂嬃女亦為營陵侯妻”,第三點,也是最終目的在於“於諸呂王益固矣”。但劉澤卻沒有對鞏固諸呂貢獻分毫力量,反而協助反呂聯盟進攻諸呂。

劉章與劉興居均為二代齊王劉襄的弟弟,堅毅果敢、野心勃勃。他們在諸呂覆滅中扮演瞭至關重要的角色,而這卻與呂後生前的安排幹系甚大,這顯然是呂後不曾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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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後)元年,以其兄子酈侯呂臺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後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

呂後不但安排二人宿衛京師,還將呂祿女兒嫁與劉章,足見呂後對他們的青睞與信任。即便劉章曾在燕飲之際鋒芒畢露,但卻並未遭到呂後的猜忌打壓,更沒有將其調離宿衛。這是呂後不曾圖謀扶諸呂而代劉氏的重要表現,也是他著力營建劉呂聯盟的證據。概言之,呂後原本希望劉章、劉興居與呂祿、呂產同心戮力,牢牢掌控京城防衛,以備軍功集團的蠢動。但劉氏兄弟“志向遠大”,所謀劃的竟然是擁戴新君,裂土封王。呂後甫去世,劉章即利用與呂氏的特殊關系和自己所處的有利地位,串聯周勃、陳平等軍功貴族攻擊諸呂,並居中聯絡,與齊王劉襄裡應外合,圖謀奪取政權。

劉章與劉興居是諸呂覆滅的關鍵因素。倘沒有二人的居中策應,交通內外與沖鋒陷陣,諸呂絕不可能頃刻間束手就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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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後分封諸呂實際上是形勢所迫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東漢多女主臨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於是權勢太盛,不肖者輒縱恣不軌,其賢者亦為眾忌所歸,遂至覆轍相尋,國傢俱敝,此國運使然也。”

韓非也曾反復強調,君主要想實現長治久安,必須“乘威嚴之勢以困奸邪之臣”。君主之“勢”是君臣關系的先決條件,“法”、“術”能否發揮效力,“勢”是基礎。呂後去世,意味著中樞的“勢”出現垮塌,憑借“法”與“術”所安排的格局隨即崩盤。

劉邦大封同姓子弟為王,目的是希望諸侯王成為皇室屏藩,拱衛皇權。呂後封子弟為王,一是為瞭自身安全,二是保障呂氏的權勢與地位長久不衰,維持劉呂聯姻的態勢。二人總體目標並不沖突,這也是劉邦交待政事於呂後的最主要原因。呂後本可不必過早將諸呂推出,但形勢迫使她不得不如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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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早逝,是漢初政局的一大變數。惠帝在遭逢重大刺激之後,長期沉淪不理政事,但其地位無可撼動。他是劉邦的嫡長子,更是呂後最大的政治憑借。所以惠帝若在,呂後似無分封諸呂的必要,事實也是如此,分封諸呂全部發生在呂後稱制之後。

趙翼曾從女性嫉妒心理出發來分析此事:“故孝惠時未嘗王諸呂,王諸呂,乃在孝惠崩後。此則後之私心短見。蓋嫉妒者,婦人之常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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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判斷雖不無道理,但卻低估瞭呂後的政治智商。單就呂後掌權期間所廢除的三大“惡法”(挾書令、妖言令、三族罪)即可看出她的政治視野與謀略絕非等閑之輩。這是呂後為保障自身安危,彌補惠帝早逝所造成的巨大權力隱患而不得已為之。

為此,她一方面倚重宗室,一方面抬升諸呂權勢。希冀以此制衡軍功貴族集團的巨大力量。然而,宗室的背叛,繼而與軍功貴族集團的聯合攻擊徹底打破瞭呂後生前的政治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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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漢初軍功集團實力強勁,對君權構成瞭威脅,這從平定諸呂,排齊迎代等一系列事件中不難看出。經呂後十餘年經營,諸呂卻仍在軍功集團與劉齊的聯手攻擊下迅速潰敗,繼而建立首功的劉齊諸兄弟也在與軍功集團的較量中敗下陣來。這足以證明,軍功集團雖遭多年壓制,但對於朝政特別是軍隊的控制能力依舊十分強大。

為瞭防止權力下移,傢天下體制下的君主自然從最親近的人中尋找依托。呂後掌權時期,惠帝和少帝懦弱,急需培植勢力以自保。外戚集團實際上是皇權附庸,本身就是皇權的一部分,它對於鞏固和強化皇權有著重要作用,而不是削弱。即位之初,扶植和依仗外戚集團以鞏固皇權也是漢朝政治的慣例。皇帝本人與專權外戚的爭鬥首先是皇族傢庭內部爭奪主導權的爭鬥,其次才是君臣矛盾。因此,皇帝與普通臣子的矛盾是第一位的,皇帝與外戚的矛盾是第二位的。認清瞭君主、外戚、大臣三者之間的關系,才能明白漢初錯綜復雜的三方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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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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